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ZEArmoE1M&t=1379s
朱熹和王守仁的讚米亞世界
讚米亞（Zomia）是西方學術界最近20年比較流行的概念，就像「新清史」的概念對內亞研究有顛覆性的影響一樣，讚米亞的概念對東南亞研究也有類似的顛覆性作用。
讚米亞這個詞像很多學術界的用詞一樣，最初它的定義是比較狹窄的，後來由於使用者越來越多，它的定義也就變得比較寬泛了，約定俗成的定義本身就是有一個模糊範圍的。
大體上來講，讚米亞指的是東南亞交通不便的群山地帶。
帝國統治者在這里實施統治或者收取財政收入（因為統治的實質主要就是財政和兵源這兩方面）是頗為困難的、成本甚高，而當地的土著又善於用各種軟抵抗和硬抵抗相結合的方式，不以徹底征服帝國或者替代統治為目的，而是以提高帝國的統治成本為目的，使得帝國企圖建立的統治歸於失敗。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努力能夠得到成功，但是這種成功不會比如說像在內亞那樣，成功者可以推翻原來的失敗者、建立在地圖上改變顏色的新型統治；他只是把地圖上的顏色變淡，變到幾乎是白色，
使得帝國的統治者聲稱他能夠執行的統治，變成一種若有若無的東西。
這樣的地區就是讚米亞。
按照這個定義的話，揚子江以南的百越各地，90%以上的土地都屬於讚米亞。
帝國能夠實施編戶齊民統治的地方，實際上是非常狹窄的、而且是支離破碎的幾個帶狀物。
也就是說中華帝國不可能像在黃淮海平原一樣建立連綿的大規模的郡縣制統治、擁有大量的編戶齊民人口。
能夠建立郡縣制和編戶齊民體制的地方，只能是比如說沿著贛江或者是錢塘江，或者是湘江、沅江江岸平原這個跟古埃及尼羅河畔平原一樣狹窄的地方。
這個平原走不到幾里或者幾十里，離開河岸走不到幾里或幾十里，就會進入讚米亞的群山之中。
在萬山叢中建立統治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帝國通常只能滿足於象征性的統治，或者說是單方面、自說自話的統治。
這個自說自話的統治的性質，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面自稱統治了台灣，一面卻沒有辦法阻止美國參議員訪問台灣是差不多的事情。
如果僅僅憑帝國方面留下來的官方文書，你可以從秦國、漢國開始就把地圖的邊界一直劃到越南，
但是如果按照實質統治的的角度來講，帝國在揚子江以南的統治，始終是像是葡萄牙人在剛果河畔的統治一樣。
雖然它在列強面前聲稱，剛果河以內的大量內地也是屬於它的，但是其實它對廣闊的內地連地圖都畫不出來。
真正統治的，能夠建立編戶齊民、能夠派官治理和征收賦稅、征收壯丁的地帶，也就是尼羅河谷兩側沿江、沿海的那一點點小小的地方。
對於閩越來說的話，長期以來，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其實就是，閩江入海口那個相當於剛果河口貿易站的補給基地，是廣陵的船只前往安南的一個中轉站。
內地到底是什麽狀態，甚至是陸地還是海島他們都沒有弄清楚。
號稱是糧食能夠養活全天下的贛越和湖湘情況也是這樣，其實就是洞庭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
然後向南伸出的那個贛江和湘江的末梢，越往南走這個末梢就越窄，也像尼羅河谷的情況一樣。
今天湖南、江西兩省的大部分土地，其實在已知的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控制在讚米亞土族酋長和地方勢力的手中。
這些勢力有的時候也會像匈奴可汗或者像是荷蘭聯省共和國一樣，為了利用帝國的虛榮心、博取一些經濟上的好處，在派代表團來的時候願意向皇上下跪一下，自稱我們是你的藩屬，
然後撈到一些好處就走了，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以後發動叛亂或者發動軍事行動。
更加偏遠的一些部落，要一直等到19世紀大清國在跟西方接觸以後，掌握了建立近代化軍隊、和修建近代化的交通設施鐵路公路的技術以後，才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大清國的代表發現，甚至都談不上統治。
在那以前的歷代王朝，甚至連知道它們的存在都辦不到。
然而這個廣闊的、本質上講是一個殖民主義體系的揚子江以南，卻產生了中華帝國後期的兩位著名哲學家。
當我們今天談論儒家思想史或者是中華帝國思想史的時候，首先考慮到的就是朱熹（1130-1200）和王守仁（1472-1529）兩位，他們代表著晚期儒家的主要傳統；
但是這兩個人生活的世界其實都來自於讚米亞，他們都是來自於跟在漢魏時期跟中華帝國有著激烈沖突、從來沒有被真正征服的東南亞北部各國，他們跟土族人的世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如果我們能夠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的話，那麽他們就是宋國和明國的薩義德式的人物。
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是一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是他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長期擔任教職，而且寫了很多著作、提出了很多理論，包括著名的東方主義理論（Orientalism），在西方學術界贏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很多的門徒。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出身對他的東方主義視角和理論建構是有極其重大影響的。
朱熹在宋國臨安的殖民政府、王陽明在北京和南京的明國殖民政府當中，也有相應的學術地位，但是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土著出身、和他們背後的讚米亞世界對他們來說是多麽重要。
大家都形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大不了就是一些儒家官僚，他們很會讀書、學習成績很好，在科舉中獲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後又做了一些些官；
但是他們主要的志向不是做官，而是讀書寫書，所以他們以做官為輔，利用做官的閒暇時間寫了很多很多書，因此收了很多很多的門徒，有了很大很大的影響，不就是這麽一回事嗎？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麽簡單。
這種單純的、康德式的生活，或者至少是被聖彼得堡宮廷或者是巴黎宮廷贍養的文人學士的生活，跟他們的真實生平是相差甚遠的。
之所以我們一般讀者會得出這種印象，並不是因為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如果中華民族是假的，漢族總是真的、是非常古老的東西；揚子江以南沒有什麽真正的少數民族問題，更不會有什麽殖民主義的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並不能說明，在真實的歷史上，中華帝國的統治力度，或者說是漢語世界的民族建構程度，已經達到了近代西方都達不到的那個高度。
而只是因為，第一，遠東的歷史記錄比起歐洲和中東來說的話，都要匱乏得多、破碎得多、斷斷續續得多。
你如果按照尋找歐洲意義上、歐洲歷史學家真正稱之為史料的那種東西，在大多數地方也就是只能追溯到前明嘉靖年間（1522-1566），再往前就沒有了，
只有一些相當於是教會歷史學家或者古希臘神話作家留下的片片段段的記錄，是連續不起來的，而且是沒有深度的。
第二，就是遠東歷史研究者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極低，沒有人知道你們在幹什麽，也沒有人在乎你在幹什麽。
比起阿拉伯語和梵語的研究者來講的話，漢語史料的研究者在西方是根本不能算個事的。
二十四史是傳統漢學的根基，但是其實連完整的譯本都沒有。
不要說是普通的知道分子，就算是非常專業的漢學家或者是中國學者，他們經常都是通過二三手材料，或者說是漢語古代歷史材料的片段翻譯本，來建立他們的鴻篇巨著的。
因此，他們的資料質量很低、資料來源也是很狹窄的，而且你說了什麽、說正確了什麽、說錯了什麽根本沒人在意。
所以根本沒有人像是研究中東、研究印度、甚至是像研究東南亞那樣，認真地研究中華帝國的歷史，當然也包括讚米亞的歷史。
讚米亞的歷史在西方的研究、在西方的興起也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但是正如內亞史和新清史的研究一樣，他們在這方面做出的先進成果，很快就會波及到貧瘠的、單調的、缺少深度的漢語世界。
我們撇開上述的理論框架，從具體的人和事物開始著手，就可以發現很多過去單純的文本分析發現不了的東西。
朱熹和王守仁的研究，當然過去和現在始終是學界的熱點，因為他們有很高的地位，材料是非常之多的，但是普遍都是著眼於文本分析，給人的印象就是，這些家夥們就像康德（1724-1804）在柯尼斯堡一樣，早上寫書、晚上上課，早上寫書、晚上上課。
如果我們要研究他們思想著作的意義，我們就把他ABCD，把他的早年著作和晚年著作拿來對比一下，把他和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的著作拿來對比一下，對比來對比去、分析這個分析那個。
尤其重要的是，最後這一點是朱熹和王守仁研究的根本。
就是我們拿康德哲學和我們對西方哲學史里面的片段了解來比附，興高采烈地發現，朱熹的理學這個「理」是不是可以算是客觀唯心主義呢？跟耶穌會士（注：明清時期的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的教導有沒有什麽共通之處呢？
王守仁的心學，跟佛教和貝克萊大主教（1685-1753）的主觀唯心主義是不是有共通之處呢？
OK，如果我們找到一些相似之處，我們就可以證明，中華帝國是存在歐洲的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系譜的，然後我們就比附上去了。
就像是四大發明和20世紀初葉才開始發明的所謂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一樣，一個一個地比附上去，制造一個當時不存在事後建構起來的傳統。
在這些研究當中，朱熹和王守仁個人及其家族、及其門徒、及其交際圈，在當時政治世界和社會當中的真實地位完全被忽略了，好像那些事情可以忽略不計。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康德的話，這件事情還真是可以，康德生活在一個比較平靜的時代，直到晚年才遇見法國大革命，那時他的思想已經基本定型，而且他的生活世界柯尼斯堡始終是穩定不變的。
但是即使是西方人，如果他生活在20世紀，一生中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話，像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這樣的人的話，以賽亞·伯林就不可能在波羅的海國家過上康德那樣的平靜生活。
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無論伯林還是其他什麽人，他們的生活都受到20世紀政治和社會變動的極大沖擊和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麽能夠基於朱熹和王守仁只是純粹的哲學家、沒有受到當時生活世界的沖擊的假定，來分析他們的文本呢？這樣的分析是毫無價值的，但是事實上目前的研究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得從頭開始，不再從中華帝國殖民主義的角度和正統主義的角度、不再從儒家思想史的角度、不再從東西方文化對比把儒家思想史放在強行牽合拼湊成西方哲學史的一部分的角度，
而是從讚米亞土著本身、一再被帝國企圖征服而始終未能成功的讚米亞土著社會的角度，來考慮讚米亞社會，也就是閩越社會和吳越社會產生出來的薩義德，也就是朱熹和王守仁，以及這兩位當時的薩義德在當時的主流政治圈和學術圈當中，是怎樣處理廣大的殖民主義問題的。
正如阿拉伯人薩義德要利用他的東方主義理論，去研究非阿拉伯和非伊斯蘭的，比如說黑非洲和東南亞的殖民主義一樣。
朱熹和王守仁他們的政治生涯，我們不要假裝對他們的學術沒有影響，因為儒家文人學士本身就是官員，他們跟政治的關系永遠永遠永遠比西方學者要密切得多。
他們出身土著，但同時又是接受了帝國和主流學術圈高等教育、為帝國服務、在殖民主義的漢語學術圈中有很高地位的人。
而他們的政治生涯經常是處理土著和殖民主義問題，而且往往是超出他們本鄉本土、超出吳越和閩越，就像薩義德要處理黑非洲問題那樣，要處理夜郎和桂尼士蘭的殖民主義問題。
我們先從朱熹開始。用19世紀法國作家的陳詞濫調來說，奧古斯都站在羅馬的古代世界和現代世界之間，拿破侖站在西歐的中世紀和近代世界之間，朱熹對於他所在的家族來說，他就是站在閩越土族的時代和儒化漢化士大夫階級的時代之間，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
盡管朱熹的政治生涯是很不成功的，按照當時和現在的標準來看都是一個失敗者，但是他對於他的家族來說是一個扭轉潮流的人。
朱熹的家族在朱熹以前，基本上是閩越傳統的家族，母系尤其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東南亞各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包括閩越和吳越，女性發揮的作用和社會地位，比起在後來的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社會當中要高得多。
他的母親祝五娘，這個「祝」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傳奇當中祝英台的那個「祝」，是一個典型的土族姓氏；而「朱」這個姓氏，倒有一定的可能是儒化產生出來的。
他從母親方面繼承到了本民族和印度東南亞文化的知識。 其實父親方面也很有可能，只不過後來在男性家長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掩蓋之下，可能進行了重新編撰歷史的工作。
可以肯定就是，朱家男系方面的祖先，在朱熹以前並不是什麽重要的人物，也沒有充分的記錄；而祝氏家族這一邊，則給他帶來了很多閩越傳統宗教和印度東南亞文化的因素。
所以朱子小時候，像閩越的大多數兒童和青年一樣，在佛教寺院學習。
我們要注意，被士大夫階級稱為佛教的寺院，並不一定是純粹意義上的佛教，而是像印度東南亞文化覆蓋區一樣，經常是混雜的宗教；
而且往往是像近代的大學學院和企業集團一樣，因為印度東南亞社會的所謂寺院，不是說是像19世紀以後英美法律所規定的教堂那麽狹義的東西，而是一個包含了企業財團、教育機構和各種機構的一個覆雜組織。
就像今天的大財團一樣，比如說你不要以為沃爾瑪財團或者說是其他財團購買的僅僅是本行業的百貨商店，其實他們的財產很可能為了分散投資，購買一些跟本行業沒有關系的項目，
比如說是阿拉斯加釣魚產品公司之類的千奇百怪的東西，僅僅是為了分散投資或者是為了盈利方便。
大的財團都有多樣化經營，大的寺院也都有自己分支寺院，寺院內部不僅有宗教機構、有學術機構、有經濟經營機構，而且就像是牛津大學和西方的主要大學都有研究伊斯蘭教或者是印度教的機構一樣，他們的大學教授當中都有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穆斯林和全世界各種三教九流的人物。
印度東南亞文化寺院的機構當中通常都有——雖然我們哪怕從主流上來講，認為該機構確實是以佛教為主或者是以婆羅門教為主，它內部都要經常摻雜有其他因素的小機構。
就像是沃爾瑪大財團底下，會有一些經營阿拉斯加漁業的小公司一樣掛靠在它上面，但是享有內部自治的小組織。
印度教寺廟肯定有佛教組織、肯定有佛教法人團體，佛教寺院里面肯定有印度教法人團體；
除此之外他們經常還有道教、基督教、祆教（也就是拜火教）和本土各種可以說不太高級、泛靈論的和各種地方文化的秘儀崇拜，像巴厘島的所謂印度教寺院情況就是這個樣子。
除了亞齊以外，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地方的伊斯蘭教學術機構也經常有這樣的現象。
以較小的法人團體的身份，名義上掛靠佛教或者印度教的寺院，但是其實他們研究學習和傳揚或者經營的，是本地的小宗教團體、是本地的祭司和巫師團體、是本地本部落的各種秘密的知識。
這些秘密知識，像是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教堂會保存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巴比倫占星術的文化遺產、阿拉伯伊斯蘭教徒的文化遺產那樣，因為它本身不僅僅是一個弘揚基督教的機構，而且也是為社會、為國家保存全世界所有能夠得到的學術機構，都以小的法團的形式保存下來。閩越在這方面當然不是例外。
閩越人的傳統宗教儀式在漢字歷史世界當中留下了一鱗半爪。
比如說司馬遷和班固都記載過的，那些閩越的巫師曾經對漢武帝說，我們閩越的先王向來都是像聖經里面描寫的先輩一樣，活100多歲是輕輕松松的事情。
你們中國皇帝壽命太短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你們的宗教實在是太貧乏了？沒有我們的指教的話你們是不行的。
漢武帝別的不說，至少是個貪生怕死、很想長生不老的人，所以他四面八方招攬方士和神秘主義者，聽了這句話以後，給了很多錢招攬了一些閩越的方士，希望能夠多活幾年、能夠像古代的閩越先王一樣長壽。
這就是閩越古代宗教輸入中國的一個例證。
這些宗教在很多閩越人當中受到信仰。
比如說在大概5到10世紀之間，名義上閩越人像是12世紀的蘇格蘭人一樣，已經可以算是一個佛教國家，就像12世紀的蘇格蘭可以算作一個基督教國家那樣。
名義上信奉了佛教，但其實宗教改革以前的蘇格蘭，不僅各部落和各家族殘存了很多基督教世界以前的凱爾特和各部族的迷信活動宗教活動、古代北歐的宗教活動和文化，甚至天主教會本身也保存了很多這樣的機構和文化。
這些現象在宗教改革時期，都變成了正在興起的新教徒攻擊天主教徒的罪證，他們說天主教在蘇格蘭的基督教化是不徹底的，而且自身又沾染了很多異教色彩。
這些證據都是存在的，但是不一定像他們當時以為的那樣，是說明天主教會不虔敬，很可能只是說明，A、天主教會在政治上是有這個必要的，需要對地方勢力做一定的妥協；B、天主教會不僅是一個宗教機構，而且是學術機構，它要保存所有的知識，哪怕是有異教色彩和來自於異教文化傳統的知識。
五到十世紀的閩越社會也是這樣的，理論上的佛教寺院其實涵蓋了本地的各種地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傳統在內。
祝五娘和她的家族在這方面是經營很深的，而且她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兒子朱熹送到這些寺院中去學習佛教的知識和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知識，這個現象在閩越社會是完全正常的。
儒家士大夫階級在唐帝國殖民時期是完全不關心教育的，當時社會上的出版物顯然是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出版物，比起儒家的出版物來說是1000:1的比例。
大多數人民是根本不知道儒家為何物，只跟佛教和其他地方宗教機構相接觸的，這些宗教機構為他們提供了很多非宗教的社會服務，也包括給大多數青年提供教育。
後來宋國征服者征服了閩越王國、消滅了王氏王朝（909-925）以後驚愕地發現，閩越社會照他們的看法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社會。
一方面是財政制度，在他們看來沒有非常簡單易行、儒家大夫也能管理的編戶齊民，大家都交一點點輕徭薄賦、田賦的稅收制度，而是有很多覆雜的高額的商業稅，閩越的王氏和部落酋長富商大賈和寺院領袖的奢侈生活，都是依靠這些高額的稅收所支持的。
這些高額稅收的背後說明了商業的發達，但是宋人士大夫不覺得是這樣，他們覺得這是閩王和閩越統治階級橫征暴斂的體現。
因為他們沒有數學的能力，經營不了這些稅收，所以也沒有辦法把這個體制維持下去。
第二，他們發現閩越的青年普遍不受儒家教育倒也罷了——大多數中國的青年也不受儒家教育，而是大多數中國青年不受儒家教育的意思是說他們是文盲——大多數閩越的青年卻不是文盲，但是他們像德川時代的日本青年一樣，他們接受寺院的教育，他們精通印度和東南亞的文化。
因此像今天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一樣，如果你們全是像河南山東的文盲那樣，我們共產黨是不會猜忌你的，文盲很好對付很好統治，必要時給你派個由革命幹部派來的和革命知識分子派來的掃盲班，就把你的腦子洗過來了。
問題在於你是有教育的，而且你的教育跟我們的教育在政治上不同調，我們很難通過伊斯蘭教教育像統治掃盲班一樣統治你們，所以這個問題就大了。
閩越人青年普遍受過教育，閩越社會普遍會把自己的一個兒子（這個風俗跟近代的西藏很相似）當中選一個或幾個去送到寺院去當僧侶，作為分散投資的方式。
因為他也許到佛教寺院里面能夠變成大知識分子、或者是大住持、或者是大商人，給自己光宗耀祖呢。
同時，其他的孩子雖然本來不打算是做僧人的、不從事宗教行業的，但是也要在年輕時候到寺院去學識字、學些算術。
將來說不定到閩越的海船上去，或者到江口的交易市場上去當經紀人什麽的，像安祿山那樣「通六藩以為互市牙」那可以發一筆財呢。
我的天，這個風俗實在是太壞了。
就像雍正皇帝對晉國風俗的看法一樣，晉國人風俗太薄了，最優秀最聰明的子弟，他們不讓他去讀書做官，卻讓他們到商行去學習做生意，只有比較笨的和沒有出息才來參加科舉。
老天爺啊，這樣的地方是我們大清國儒家仁政統治之下的地方嗎？
不行的，我要好好改造一下你們的風俗，讓你們懂得只有讀書做官才是人生唯一的正路，做生意算個毛呀。
宋人對被征服的閩越社會也是這個看法，我要好好給你移風易俗。
移風易俗，當然通過嘴上是根本沒有沒有什麽屁用的，通過知識分子的努力，效果是接近於等於零的，真正有用的還是國家權力。首先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
12世紀以前那幾百年，是閩越水利工程建設的黃金時代，這些水利工程基本上都是由部落酋長和寺院聯合主持的，技術主要來自於錫蘭和爪哇。
這些工程在近代還被湯因比看到，稱為是人世間的奇跡，說是英國人在錫蘭島搞的水利建設，都不一定比得上古代僧伽羅人（Sinhala）在錫蘭搞的那些水利工程。
它們的特點是什麽？就是利用，A、印度東南亞地區降雨量大，B、雨季和旱季有明顯的區別。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雨季的水儲存下來供旱季使用的話，比如說單季稻可以變成多季稻、不能開墾的地方可以開墾，農業產量、特別是稻米的產量可以急劇增加，因此人口可以急劇膨脹。
所以錫蘭的寺院和國王就開發了一種，在短距離的河川上修建水庫，把雨季山洪暴發本來會造成洪水泛濫的水收在這些水庫當中。
這樣就可以避免很多田地被淹沒，同時存下水還可以給旱季使用，還可以引水到本來不適合於種地、比如說鹽分太高的荒地或者是山坡上去，把這些土地也開發出來。
於是錫蘭島自五、六世紀以後就大量地興建這樣的水利工程，使印度東南部和錫蘭的王朝達到了極盛時期。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印度東南部和錫蘭島的殖民船隊揚帆遠航，在東南亞各地建立了很多王朝，包括爪哇島的很多王朝都是他們建立起來的。
相應的技術因此傳到了爪哇，然後再隨著六朝、唐五代的佛教東傳運動，僧人把這些技術帶到了吳越和閩越。
他們跟擁有土地和人力的地方部落酋長和豪族，比如說藍氏家族之類的酋長合作，建立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人口和財富急劇增加。
我們要注意，閩越王獨立時期，閩越的王氏王朝是一個非常小的小政府。
在他的統治時期，豪族和部落跟寺院繼續合作興建各種工程，王國是根本不管的，就像是那些酋長國是不臣屬於閩越的獨立國家一樣。
宋人征服以後，就覺得這種事情很不正常，必須得打擊，從損害寺院部落聯合財團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地位開始，逐步達到移風易俗。
他們把大量的寺院財產收歸官有，把沒有被清洗的寺院實行嚴格的宗教管理政策，也就是度牒政策。
度牒政策要求寺院在朝廷那里去登記，登記不了就按照邪教來判，打擊你們；登記了以後你就必須交錢，而且不斷地更換度牒，每一次更換度牒你就需要交很多錢。
因此宋人在閩越的一個重要收入，不是建築得很不完全、其實收不了多少錢的編戶齊民制度，而是向寺院賣度牒，收執照費和管制費。
限制寺院長期以來，在自由經濟體制下從事的各種金融業和貿易經營活動，要把寺院的活動盡可能地限制在嚴格的宗教範圍之內；同時還要用儒家的監督官去監督寺院，以清理淫邪的名義去把本地的本民族的文化因素、那些半獨立的自治的小的法人團體嚴加審核，防止他們傳遞閩越人的民族意識。
經過了這樣兩百多年的經營，宋國快要滅亡的時候，閩越的寺院組織和部落組織已經受到了很大打擊。
很多在閩越王國時期還自豪地使用東南亞姓氏的部落酋長，在這個時候都必須掛靠儒家，給自己找一個儒家的祖先和靠山的名義，使自己能夠在帝國的高壓統治之下茍存下去。
寺院所擁有的土地，也大量地變成了官府的國有土地和士大夫主持的鄉村自治組織的土地。
這整個過程絕不是通過自由經營所能夠達到的，而實際上就是跟土改和人民公社一樣的巧取豪奪。
但是，官府自古以來就不善於經營經濟，這些沒入官府的土地很快就變成了侵吞和漁利的對象。
宋人在財政困難的時候，不斷地把這些土地賣掉來籌錢，結果像伊麗莎白女王的王室土地一樣，等到元明時期，這些土地已經所剩無幾了。
朱子所面臨著的就是這樣一個世界。
他的母親還讓他繼續接受閩越民族的傳統教育和宗教教育，但是這些傳統教育和宗教教育面臨的上升空間已經不大了。
你要到寺院里面去想獨立研究學術或者宗教，已經不像以前那麽自由了，儒家的監督官照樣要監督你。
你不要以為不參加科舉，你思想就能夠自由。
科舉士大夫要受學官的監督，寺院同樣也要受學官的監督，有什麽區別呢？好像沒有什麽區別，除了披一套袈裟以外，你們同樣都是不得自由的。
你到寺院里面去，能夠從事經濟經營，當企業家嗎？不行，朝廷的度牒制度和海外貿易管理制度，和抽分制度監督制度專營制度，把你捆得死死的，你同樣是不得自由，跟你不出家差別不大了。
那麽你受的教育豈不是沒有用了？你怎樣才有出息呢？那你還不如參加科舉。
參加科舉就可以做大官，費的勁是一樣的，但是出息要大得多。
所以朱子在少年時代接觸了寺院教育以後，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又開始接受儒家的教育。
後來的人，儒家道統的發明者，把朱子說成是反對佛教的有力人物，把他的很多活動都說成是反對佛教的，他們忽視了朱子本人像大多數的閩越人一樣，他的宗教教育、他的母語、他的啟蒙教育，根本就是寺院給的。
最後，從這些經歷都可以看出，朱子以前的朱氏家族和祝氏家族，基本上就是閩越的土族、閩越的傳統家族，跟帝國朝廷和儒家士大夫格格不入，所以他們才會做不上官、出不了名，在歷史上沒有什麽影響。
朱子以後就不一樣了。朱子是一個，盡管他在政治上經常是失敗的，但是他是一個為家族未來做長遠規劃的人。
他為地方所做的規劃，我們現在知道一部分，根據余英時他們的發起的韋伯式的研究，我們知道一部分，主要就是鄉村自治。
用帶有儒家色彩的鄉約民規保護地方豪族捐獻的財產、建立的義倉、道路管理體系諸如此類的地方自治體系。
我們要注意，這些體系過去、在不久之前還是閩越王朝不管的那些部落豪族和寺院聯合經辦的，但是這些東西由於政治不正確，已經有很多落入朝廷的手里面，又被朝廷因為經營不善而弄垮了。
所以閩越社會現在需要一把保護傘，以儒家的借口防止這些跟地方福利關系密切的設施落入朝廷的手中。
朱子在地方上的活動主要就是這一方面的。
那些鄉約民規這些東西我們可以設想，其實並不是朱子自己拍腦袋發明出來的，而是他總結的，基本上像孔子一樣，述而不作。
地方上本來就有的，只不過是用印度教或佛教或者是伊朗拜火教語言寫成的，用宗教語言寫成的鄉約民規，這些鄉約民規已經變成政治上不正確了，被擠壓到半地下的狀態了。
朱子呢，作為一個大學問家，同時既是閩越人，又精通閩越的傳統學問、印度東南亞學問和儒家學問，他可以巧妙地將這些鄉約民規翻譯成為儒家士大夫的語言，使得朝廷不得不給予他們合法的地位，這樣就保護了閩越社會的殘余財產免遭朝廷的侵吞。
同時他作為儒家士大夫，也可以說他教化就有很大的功勞，從佛教盛行的地方，把人民從佛教的手里面搭救出來，重新送回到孔子門徒的手中。
後來的儒家讚揚朱子，主要是因為這方面，如果沒有朱子的話，這些地方都是佛教的天下了。
所以朱子在地方自治的工作，主要是提供了一個緩沖系統。
當然，他的學術工作，已經有很多人論證過。
因為傳統中古儒家，就是由永嘉五胡亂華輸入的那些中亞征服者變成的儒家，是重視政治上的事功而不重視哲學的，研究哲學連術語都沒有。
朱子利用他在印度東南亞寺院學到的知識，把很多本來是佛教和東南亞宗教經常使用的哲學術語輸入到儒家內部，所以才產生了理學。
理學名義上是反對佛教的，其實是把新儒家變成了佛教的殖民地；而現在的新興儒家，名義上是主張中國主義建構、對抗西方，實際上是把康德的哲學輸入了儒家，把儒家變成了西方哲學的附庸，跟朱子起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朱子，在政治上，他的做法就是靠攏。
他意識到閩越已經變成了宋國的殖民地，如果在朝廷沒有強有力的關系網是不行的。
而關系網當中最硬的一撥顯然就是趙家人，也就是趙宋王朝的宗室，在他活著的時代，第一號大人物就是宰相趙汝愚（1140-1196）。
趙汝愚本身就是趙宋親王的後裔，是可以吃鐵桿莊稼的宗室，但是難得的是他不僅是親王，而且還精通儒家的學問。
像隋煬帝所說的那樣，老子我就算參加科舉考試也能考贏你，他果然考贏了。
由於政治正確的緣故，皇上說，趙家人已經當了皇帝，如果連狀元都給你當了以後，天下人恐怕會失望，硬著頭皮把他從狀元的位置上拔下來，拔成第二名，把第一名給了其他人，但是他能夠做大官的資格還是確立了。
只是所謂政治上政治正確了，我們必須把第一名讓給其他的人、出身寒門的人，不能讓趙家人什麽便宜都占了。
朱子一方面在政治上依附趙汝愚，後來也在趙汝愚被韓賈兩氏鬥倒的時候受到了牽連。
後來的學者往往說朱子遭到禁止，是因為他學術上的因素，是因為理學家搞輿論政治批評朝廷的緣故；其實朝廷還沒有這麽無聊，他們鎮壓朱子，把朱子搞得晚年非常淒慘，主要就是他們認為朱子是趙汝愚的黨羽。
而新任的君臣把被打倒的趙汝愚，看成是與被打倒的司馬光和被打倒的王安石同樣的敵對黨派的人，朱子的學說邪不邪，其實幹我們屁事，輿論的批評對他們來說也是毛毛雨，不算個事的，但是黨派的鬥爭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趙汝愚以前當過宰相，權傾朝野，現在你老人家乖乖滾蛋下台了。
趙汝愚後來是突然急病死的，跟賈似道（1213-1275）的死法一模一樣，所以有很多人說，其實他是被政敵謀殺的。
按說的話，賈似道被政敵謀殺這件事情，本來在史書上也應該說賈似道是患急病死的，要掩蓋這個謀殺的事實，不能讓朝廷失了體面；但是由於宋國滅亡了，大家要把朝廷滅亡的責任放在賈似道的頭上，雖然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責任人。
所以就，本來應該故意偽造、抹殺謀殺痕跡的故事，偏偏要拿出來說，是的，賈似道雖然沒有被判死刑，但是我們就是謀殺了他。
為什麽要謀殺他？是因為廣大軍民，包括謀殺賈似道的小官，他不是奉後來的敵對黨派的意見去謀殺前朝的執政黨的，而是為了愛國主義，為了忠於皇上的機器。
我們大宋國被賈似道糟蹋到快要亡國的地步，都是你的錯，不是皇上的錯，不是人民的錯，都是你賈似道的錯，所以我們為了忠君愛國才殺你的。
這件事情值得流芳百世，雖然它是違反法律和政策的，但是值得流芳百世，所以我要明確地寫出來。
趙汝愚死的時候跟賈似道一樣可疑，當時也有很多筆記說他是被某某某謀殺的，而該某某某是受到當朝的宰相指使的。
但是因為當時的宋國並沒有滅亡，在國家沒有滅亡、也不需要找什麽替罪羊的情況下，謀殺前朝宰相，那就是個不體面的事情，說明我們大宋朝不講費厄潑賴，所以我們不能這麽寫，正史上一定要寫趙汝愚是突發急病而死的。
但是民間的野史和筆記小說都說他是被謀殺的。
朱子是趙汝愚的黨羽，當然要倒黴的，只不過沒有搞到被弄死的地步，但是官是做不成了，受到朝廷的反覆打擊。
朱子在這方面並不冤枉，他絕不像是後世學者說的那樣，只是因為學術觀念或者輿論批評而受人猜疑。
從他的家譜就可以看出，朱子以前的朱氏家族和祝氏家族，根本沒有說是跟什麽重要的政治人物聯姻的記錄，跟他們聯姻的對象一般都是閩越土族社會的人。
朱子以後的孫子一輩，好像是有四個人還是五個人，都跟趙宋宗室聯姻。
跟皇上的親屬聯姻，這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一般人是攀附不上的，如果他跟趙汝愚沒有什麽特殊關系，這件事情應該是做不到的。
而朱子顯然是覺得他為他自己的子孫和閩越社會都做了最大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對閩越社會來講，我給你們制造了一些儒家的鄉約民規，把過去的土族的鄉約民規加上一些儒家的色彩，就保護了你的財產和利益，使你們不必像地下黨黑社會一樣生活了，還可以理直氣壯地發財致富，保護鄉里面的財產和利益。
對他自己的家族，我讓你們跟趙家人聯姻，以後你就不用像我的爺爺、祖爺爺那樣，一直受到朝廷的壓迫，永遠沒有辦法升官發財了，你們是趙家人的親戚，以後前途就永遠有了保障。
為此我個人犧牲一點，因為政治上站錯了隊而犧牲一點，都是小事一樁。
除此之外，朱子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平息湘西的戰爭。
湘西各部落建立的貴族共和國，跟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一樣，第一，是他們的國王是選舉出來的，號稱「都誓主」。
都誓主的意思就是說，他們雖然不像歐洲君主那樣信奉基督教，在加冕禮上手按聖經宣誓，但是他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選舉國王的大貴族，就是像德國的選帝侯那樣的人物，和當選的國王，都要宣誓忠於盟約，他們的盟約就是憲法，聯邦國家的憲法寫在石頭上、立成石碑。
就像是美國的選舉團一樣，所有參加選舉團的代表，也就是像波蘭國會選舉國王的貴族代表，和當選的國王本人，都要對著這個盟約宣誓，宣誓永遠不會背棄我們祖先簽訂的盟約。
像美國總統永遠不會背棄當年十三州簽訂的盟約一樣，誰違背盟約就是背叛，對於美國總統來說就是背叛上帝，對於都誓主就是湖湘國王來說的話，就是背叛他們的神明和傳統。
所以宋人都感到很奇特，都沒有按照他們傳統的說法，說這些都是酋長和土司，而是特別地把「都誓主」這個稱號記錄下來。
都誓主的意思就是，各階級共同簽署的條約或盟約的神聖誓言之下的君主，就像是蘇格蘭國王在宗教改革時期，曾經是樞密院和國會人民一致同意的莊嚴盟約（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1643）之下的蘇格蘭國王那樣。
「都誓主」就是莊嚴盟約之下的湘國君主的意思，「主」是君主的意思，「都」是全民各階級的意思，「誓」就是誓言的意思，全民共各階級共同簽訂盟約和誓言，建立的君主。
當然這樣的貴族共和國，像尼德蘭或者是波蘭這樣的貴族共和國，跟宋國之間有多次的外交沖突，有的時候是聯盟的，有的時候是沖突的。
在某一次沖突的時候，朱子作為宋國的士大夫見證了這次沖突（注：出處待查）。
宋國的將領用卑鄙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當時和一個封建君主發生了沖突，依靠其他封建君主跟宋國的聯盟，也就是以夷制夷的做法來解決了這次沖突。
在其他諸侯的軍事壓力和外交斡旋之下，叛亂的或者是敵對的那個諸侯願意跟宋國談判，在宋國的史書上就寫成是，他願意歸附宋國朝廷。
但是在理論上雙方都已經談妥了以後、歸附以後的言和的會議上，宋國大臣突然變卦要把他抓起來，作為叛亂犯押送臨安斬首。
理由是這樣的，就是，我們打不贏這場戰爭，依靠其他本土諸侯的斡旋、依靠外交手段結束這次戰爭，在皇帝和宰相面前說明我們沒本事，沒有面子。
我們如果突然把這個人抓起來，就像後來明國朝廷把唐古特親王哱拜和滇國酋長岳鳳和吳越海盜貿易者汪直在談判中抓起來一樣——後者都以為他們是來談判的，而且還得到很好的談判待遇。
突然抓起來殺頭雖然是背信棄義的做法，但是可以向皇帝表明我們是打了勝仗的。
按照原來的談判方案，皇帝會看出我沒有打勝仗，得不到什麽封賞；如果我們把他殺了，殺了他就死無對證，向皇帝報告我們是打了勝仗所以才殺掉俘虜的，皇帝一定會獎勵我們。
朱子就覺得這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義上這是違反孔子先師的教導的。
孔子先師一貫教導我們要以忠信為本，我們都是讀聖賢書的人，怎麽能夠不忠不信？違反了孔子先師的教導，你還有資格自稱儒家士大夫，還有資格在朝廷做官嗎？道義上不允許。
第二，實際上不允許。你背叛誓言是很好的，但是像後來明國的總督殺了汪直一樣，吳越和日本的愛國者都非常憤怒，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海盜戰爭來反對明國，結果使戰爭反而擴大。
請問戰爭擴大了是不是生靈塗炭？是不是影響到朝廷的收入和穩定的統治？而且你以為你升官發財了，也就是這一時的事情，以後戰爭重新爆發，別人報覆過來的時候，你能夠蒙朝廷一時，但是不能騙皇上一輩子，
皇上就要問，你不是打了勝仗回來嗎，為什麽他們還要繼續叛亂？總會有人報告皇帝，那時候你要犯欺君之罪。
當時的欽差大臣和將領，對朱子說的這些十分正確的言論是鼻孔朝天憤怒不已，但他們不得不承認朱子說得很對。
他們也許可以不管道義不道義，但是欺君之罪和大規模叛亂的危險他們不敢冒的，於是他們不得不放棄了背信棄義的企圖。
我們要注意，這件事情跟後來明國對待汪直、哱拜和岳鳳的做法相比，就可以看出宋人的清流輿論確實比明人要強一些，在明國時期，如果有朱子之類的人物再去抗議的話，恐怕他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
但是朱子提了抗議以後，大臣雖然很不喜歡，他覺得這家夥怎麽老是給我們唱反調，你有完沒完，十年以前我就知道你這個反調分子，現在你還在唱反調，真是不願意跟你共事，你滾回去吧。
但是還是沒有能夠搬掉他的腦袋。
說明宋國政治確實比明國要開明一些。
這件事情也說明了朱子對於跟他即使不一定有親緣關系，但至少跟閩越人同樣處在被殖民地地位的湘族的封建領主是充滿同情的，就像薩義德他不僅同情被西方殖民主義者壓迫的中東阿拉伯人，也同樣同情黑非洲的殖民地居民。
盡管他們跟阿拉伯人沒有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和血緣上的聯系，但是因為他們同樣都是英法殖民主義下的被統治者，他就覺得他也應該在理論上替非洲人說些話，就像給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說話一樣。
朱子對於湘人也是持同樣態度的。
王守仁呢，他在政治上起的作用當然比朱子重要得多，他是真正帶兵打過仗的人。
他是今天所謂的寧波人，他的家族雖然在明國統治時期發明了一套家譜，說自己是東晉王導的後裔，但是即使sb也知道這樣家譜是毫無依據的。
他們家在明國以前，也是蒙古帝國的世界主義統治之下，有本土文化色彩和世界主義文化色彩，像李卓吾（1527-1602）那樣的人。
所以朱元璋對他們並不信任，他利用宋國沒有采用過的殘酷手段，就是迫使劉伯溫劉基做官的「不為君用」令來對付他。
以前的皇帝都是允許當你隱士的，也就是說你只要不反對我就行了，不幹活是可以的；但是朱元璋的意思就是，不反對我是不夠的，你必須積極支持我，消極中立跟反賊沒有區別，我照樣砍你。
「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他給劉伯溫送去了一把寶劍和一個官位，要麽做我的官要麽我殺了你，這叫「不為君用」令，不做皇帝的官就等於反對，殺了你。
所以王守仁他們的祖先也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到了南粵去對付所謂的南粵海盜。 （注：明史·卷289·王綱）
我們都知道，中國殖民者在消滅了何真的南粵本土政權以後，並不能夠有效地統治南粵。
南粵愛國者有經濟基礎、有海上技術，他們利用跟東南亞海島各國的海上交通，可以繼續抵抗而且還能繼續發財。
編戶齊民體制下的太守根本打不過他們，但是他們可以在文書上進行精神勝利，說這些抵抗組織全都是海盜，海盜的意思就是說，從事明國官方所不允許走私貿易時候發了財、而且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給明國官兵以很大打擊。
明太祖就派王守仁他們的祖先去招安這些海盜，而海盜卻說，親愛的，吳越人和和南粵人是一家，我們正好需要一個將軍，我覺得您老人家當這個將軍是非常合適的，請加入我們的行列，吳越人和南粵人都是被皇上壓迫的人，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打敗皇上。
於是，王守仁的這位祖先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他完不成皇上的任務，殘酷的皇上肯定殺他全家，如果他幹脆跟南粵人聯合起來，他留在中國占領區的家屬也肯定會殺全家。
於是他就自殺身亡，以逃避這個困境。
後來他在明國做官的那些士大夫子孫修改了歷史記錄，把他說成是被海盜殺死的，但是原來的他是自殺的記錄也還留存下來了。
而且有一些其他跡象證明所謂的海盜，也就是南粵抵抗組織，對他們家一直是不壞的。
因為他們是父子一起去的，如果他真是被所謂的海盜殺了的話，殺了他爸爸，留了他兒子來報仇，這不是白癡嗎？
但是他們卻厚葬了那個死掉的爸爸，送了一筆很厚的禮物給了兒子，送他回老家，而且表示說他們全家都是忠義之士，我們很佩服你。
這就說明什麽問題？說明其實南粵愛國者本來是希望他們加入自己的行列的，應該是不會殺了他們。
等他為了逃避兩難處境自殺以後，就表示說是，你真是忠義雙全，既要顧到我們這一方面，也要顧到你自己在淪陷區的家人、也要顧到各方面的道義，說明你是個好男人、好父親，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獎勵你們。
我們按照春秋戰國時代儒家習慣的封建倫理，這個封建倫理是明太祖和張獻忠絕不承認的，他們是要趕盡殺絕而且絕不尊重對手的，而南粵愛國者是尊重對手的。
他們認為即使對我們沒有好處，忠於道義、忠於封建倫理都是值得獎賞的，所以把他們平安無事地送了回去。
一方面說明南粵愛國者的道德水平比中國人要高得多，另一方面也說明王守仁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像他們的後人為了在明國做官宣揚的那樣，是忠於皇帝的忠誠義士。
如果真是忠於皇帝忠誠義士，他們就應該立刻投靠明國的皇帝去帶兵剿滅這些人才對，但他們根本不這麽做。
他們把自己看成是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周旋於各國的外交家，雖然對於委托自己的中國君主負有信使的責任，
但是根本不把南粵愛國者當做自己的敵人，在忠義不能兩全的情況下寧願犧牲自己，以便讓中國皇帝、南粵抵抗組織和自己的家屬都能夠得到滿意。
這件事情好像是發生在今天廣東的增城，後來王守仁在做了大官巡撫以後，還跑到增城去列一塊紀念碑、紀念他這位著名的祖先。
至少朱元璋並不認為王守仁的這位祖先是忠於他的，所以王家後來幾代人都不得志。
一直到王守仁的父親和他自己才因為科舉成績很好獲得任官資格，那就主要是通過自己努力，而不是通過朝廷的恩蔭了。
但是他像朱子一樣，也是沒有完全忘記他在蒙古帝國時期的祖先，像李卓吾那樣，他雖然在蒙古帝國時期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接觸任何文化，在明國時期就只能夠信仰儒教，但是過去各種異端色彩還是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跡。
他是一個喜歡到處亂跑的人，而且跟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多密切接觸。
據說他老人家在結婚的時候，新娘突然找不到他了，新婚之夜新郎失蹤了。
後來大家一起找，原來他跑到南昌還是其他什麽地方的道教寺廟里面去，跟道教的高人進行促膝長談，談了整整一個晚上，完全忘記了他今天要舉行婚禮這件事情。
當然道教作為朝廷允許的宗教之一，也是保存了很多比如說拜火教、基督教的遺產之類的。
所以他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只關心科舉、除了科舉應試指南以外其他方面知識都沒有的人，而是由於家庭背景和各種交友，是各種宗教文化的背景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的。
後來他科舉雖然成功，但是得罪了朝廷和執政太監以後，被流放到著名的龍場驛，後人都說他學問大進，主要就是在龍場驛這個地方。
你以為他是得罪了皇上不能做好官，只能做一個很低級的小官，其實不是，龍場驛並不是皇上管轄的地方，而是夜郎諸侯安氏的地盤。
龍場驛只是明國派在夜郎國領土之內的一個外派機構，就像是華為在巴黎設立的售貨代表處一樣的機構。
安氏家族把王守仁當做貴賓來款待，因為他們正在興辦文化教育事業，他們認為多一個精通儒家和佛教的學者過來給他們當教授，是件很令人滿意的事情。
所以他實際上到龍場驛去當教授去了，而且在土司、也就是當地封建貴族的幕府當中，可能還擔任過秘書一類的軍政職務。
他的思想獲得突破性進展就是在這個時期，跟他跟百越各封建領主的交往是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的。
當時最大的封建領主就是楊家和安家這兩家，後來這兩家都跟明國朝廷發生了慘烈的戰爭。
楊家和安家都是源遠流長的舊家，跟儒家文化中所說的周家天子八百年、周公孔子的黃金時代一樣，他們比朱元璋的家族、卑賤的無產階級王朝要古老得多，
像周天子那樣，是早在唐國統治時期、甚至在東漢時期就已在本地紮下根的封建名門世族；而且他們並不像中國皇帝那樣，依靠叛亂和篡位來得到皇位，而是通過封建繼承的方式，繼承的方式跟春秋的古義和孔子的封建理想相合，而跟中國皇帝殘酷的政治鬥爭、靖難之變和各種相互殘殺的鬥爭不符合。
王守仁看到以後自然是深受啟發，儒家的理想對他來說本來是一個空虛的東西，但是看到這些封建領主做法以後，他就知道了現實中的儒家是怎麽樣的，就像大清國末年的文人到了日本以後，就明白了三代上古的理想到底是怎麽回事一樣。
然後在寧王叛亂的前夜，新朝的朝廷大臣把王守仁派去當贛南巡撫。
我們要注意，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任命，照他原本擔任的官職，基本上是文官類型的官職，巡撫在當時是一個武職，處理贛南各抵抗組織的大規模叛亂活動。
當時的贛越是一個非常覆雜的地方，朝廷為了鎮壓鄱陽湖平原的編戶齊民地帶，派寧王率領他的內亞軍隊進駐，而寧王又由於個人野心和迎合皇帝的喜好，也實行開放政策。
當朝的正德皇帝，跟伊斯蘭文化比較親近、實行大多數大臣所反對的對外開放政策，跟中亞的伊斯蘭教徒和諸侯國、跟葡萄牙人和天主教徒都有密切接觸。
正德皇帝他沒有兒子，同時又醉心於異域文化，跟儒家士大夫形成了嚴重沖突，從而爆發了永樂洪宣以來從來沒有爆發的嚴重的憲法危機。
這時各路親王都躍躍欲試，覺得自己有資格繼承大統，包括寧王在內。
寧王原先跟燕王是同一級別的人。
燕王駐守北平，寧王駐守大寧，他們手下主要都是蒙古兵，寧王手下的蒙古兵是著名的朵顏三衛、兀良哈人的精兵。
燕王在還沒有起兵的時候就哀嘆說是，如果能夠得到寧王的幫助，取得大寧備邊的精兵助戰，大局就有希望了。
他默認，他自己在北平的駐軍，盡管也收集了很多內亞的武士和火器，但是不能跟寧王的駐軍相比。
後來寧王由於跟南京的儒家朝廷不和，最終真的加入了燕王的軍隊。
當時燕王向寧王許諾，事成之後當中分天下。
但是打進南京奪了皇位以後，他又覺得中分天下太可惜了，皇帝只有一個，而且為了全天下的和平，皇帝也只能有一個。
但是寧王不能不給報酬，於是他就把南昌封給寧王作為封地，南昌這塊地方還算是不錯，雖然沒有天下的一半那麽多，但好歹我還是給了你報酬了。
但對於寧王來說的話，你這個小氣鬼，當初我們合夥的時候你答應給我一百萬的，現在打了個折扣只給我了五萬，你還說五萬不錯了，別人我只給幾百塊錢幾千塊錢，你一個人拿五萬已經比大多數人拿得多了。
好吧我承認你說的是事實，但是一百萬縮水成五萬我還是很不高興的。
所以寧王的家族後代一直對朝廷很不滿意，他們經常去研究音樂和其他的異域學術，不肯跟朝廷合作。
現在皇帝發生繼承權危機，而且不受大多數大臣的歡迎，於是寧王就跟朝中的一些大臣合作，企圖把自己當做是繼承人。
在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失敗以後，他就幹脆以武力要求自己的繼承權，自己率領南昌的大軍去進攻南京去了（1519）。
但是寧王依靠內亞兵馬在贛越實行統治，只是贛越的一方面。
贛越大體上是兩個地區，一個是以鄱陽湖平原和贛江河谷為核心一個地區，這個是中國殖民者統治的編戶齊民地區。
但是編戶齊民產生的士大夫武力值是很差的，所以必須依靠寧王帶著他的內亞兵馬來協助鎮壓，但是寧王和他的內亞兵馬又跟儒家士大夫不和，雙方不斷地向朝廷打報告相互控訴。
寧王造反這件事情也有一部分是被猜忌他、但是自己又沒有能力維持地方秩序的儒家士大夫逼出來的。
他心想，如果沒有我的內亞兵馬和我從全國招攬來的武士，你TMD根本守不住這塊百越叛亂者橫行的地方。
到時候像是南北朝時代經常發生的事情，你們連豫章潯陽都保不住，朝廷還不是怪罪你們？你們沒有被朝廷怪罪，還不是靠我帶來的蒙古兵和我招攬來的各地俠客？
但是在南昌府九江府的儒家地方官看來，你TMD不過是個親王，親王雖然爵位高一些，也是朝廷的臣子；你有很多蒙古兵，算是先朝留下來的，我們忍了也罷了，你自己還要招募什麽俠客？
你招募的俠客照我們看是江洋大盜，你堂堂一個親王招募什麽很能打的江洋大盜，什麽寧十八這些人，是不是要造反呀？你就算是沒有想造反，我們也要控告你造反。
我們應該注意到，寧王早年其實不想造反的。
他想用和平手段，送些禮物給皇上以及皇上的大臣，讓皇上立他作為繼承人，這樣就自動地解決了繼承權問題，他也不用造反。
他通過海外的貿易渠道搜羅財富、招募各種奇人異士和武裝人員，其實也是為了討好皇帝，因為正德一朝是一個盜寇四起的時代。
明國的武力系統基本上是三個系統。
一個摩尼教國際，像共產國際那樣的摩尼教國際下的紅巾軍系統。
二是本來依附於蒙古，後來在形勢變化的時候又依附於朱元璋的內亞貴族，像朱元璋很想招安王保保就沒有成功，但是招安李思齊他們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以及東南亞土司酋長領主的兵馬，比如說像楊完者的苗軍，或者像是藍玉的湘軍這樣的部隊。
這些部隊到明朝中葉正德皇帝的時代，已經由於財政方面的原因，人數大大減少，裝備也給不上，不足以維持統治，所以到處都出現嚴重的動亂。
從廣西和湖南召集跟明國有聯盟關系的土司兵馬，費用又很高，朝廷快要付不起了。
這個時候寧王練兵、招攬武士，在儒家文人學士看來雖然很成問題，但是在正德皇帝的眼中卻不是很成問題，正德皇帝本人就很喜歡幹這種事情。
寧王最初幹這些事情，就像他給正德皇帝送各種美女呀、奇珍異寶一樣，是正德皇帝喜歡的。
因為這是，媽的我們兩個都受夠了儒家文人學士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說那完全聽你們的，盜賊都打到城里面了、稅都收不上了，你TMD還不讓我招攬蒙古人、不讓我招攬穆斯林？
寧王在他自己的地方招攬奇人異士和江湖好漢，跟正德皇帝招攬邊軍和穆斯林將領和葡萄牙商人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強化朝廷的技術能力和統治。
但是後期，正德皇帝漸漸地決定讓湖廣的、就是後來的嘉靖皇帝來當繼承人以後，寧王的黨派失勢以後，他就真的覺得自己非造反不可了。
而之前時期那些士大夫控告他的話，其實本身就是純粹的誣告，當時他沒有這樣的想法，朝廷也沒有疑心他；但是後來他跟朝廷的關系惡化以後，原來朝廷根本聽不進去的話，現在有些說服力了，所以就算不反，也非得逼反了。
本來朝廷是利用寧王的蒙古兵來控制贛越核心地帶。
贛越的邊緣地帶，就是贛江河谷和鄱陽湖以外，占贛越百分之七八十領土的那些地方，朝廷一直是采取傳統的羈縻政策，比如說就是藍家、謝家，還有葉家這些舊的垌主。
什麽叫垌主？就因為當地的地形多山。
在東南亞的語言當中，「垌」這個詞是群山之間的一塊平原沃土的意思，它並不是洞穴的「洞」，但在漢語中就變成洞穴的「洞」。
於是，這一翻譯就造成了，什麽叫做「垌主」？就是群山當中物產豐富的這一塊平原的封建領主，但是在漢語當中就是「洞主」。
哇，你跟孫行者一樣，是光著屁股鉆在洞里面的一個野蠻人，我們儒家文人學士很瞧不起你呢。
我們知道儒家文人學士很喜歡通過翻譯來貶低別人，如果你是我們的敵對勢力或者是異己勢力的話，我們就用漢語中有侮辱性的詞匯來翻譯你，其實在原文當中沒有這個意思，「洞主」也是這樣的詞匯。
這些著名的垌主，他們的家族一般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代，比大明皇帝、大宋皇帝要早得多。
他們繼續是，像蘇格蘭高地酋長那樣，一方面是獨立的，他們經常相互打仗，另一方面他們還很喜歡下山搶劫英格蘭人，也就是說下山搶劫大明朝的編戶齊民。
大明朝感到十分地受不了，於是希望王守仁去對付他們。
但是大明朝雖然富有四海，但是編戶齊民的財政極其糟糕，它沒有兵給王守仁、也沒有餉給王守仁，可憐的王守仁光著屁股上任了。
如果你沒點本事的話，你這樣去就是去送死的，但是王守仁敢去，恐怕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知道，朝廷也知道，他在夜郎跟當地的封建領主有過長期的友誼和合作關系，他很懂怎樣跟百越封領主打交道。
他雖然不像曾國藩那樣有自己的嫡系部隊，但他還是敢去。
他一去，就坐著船沿著贛江的商路南下。
商路自從南北朝時代都是這樣的，從海道到廣州，然後北上通過大庾嶺，然後進入贛江，沿著贛江到揚子江，然後順著揚子江到揚州和南京。
王守仁也是這樣，跟一群商人結伴經過，跟他同時走的有很多商船。
這時商船的警衛人員報告說，前面來了一支海盜團體，是贛越本土抵抗組織的海盜團體，他們可能收我們的保護費。
在座的商人都唉聲嘆氣起來了，王守仁說，不怕，我教你們一個辦法，你們只要聽我的，我就保證你們不用交保護費。
於是他就說，雖然你們本來跟我們只是同行關系，不是我的部下，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旗號借給你，我是大明皇帝的欽差。
你們，來來來來來，我這里有些旗幟，你們在你們的船上都通通升起大明王朝的禦旗，我就認你們做我的隨從好了。
就像是香港電影《笑傲江湖》所說的那樣，岳參隨，現在你就是我的參隨了，雖然你原來是江湖人，但是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我的參隨了，還不快來給我下跪。
商人心想，有錢賺的事情我們為什麽不試一試呢？於是就升起他的旗幟。
然後王守仁就帶他的隨從去跟海盜，也就是贛越抵抗組織或者走私團體交涉說是，我是大明皇帝的代表，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的手下人都享有外交特權。
你向別的商船收保護費，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是不管你的；但是我這些隨從跟我到贛越來也想發一筆財，所以他們運了一些貨來想賣一賣，他們雖然想要賣貨，但他們的身份也是我手下的外交官。
這種事情是很平常的，東南亞各國的使團到南京來朝見永樂皇帝時候，其實都是來賣貨的；名義上是使團，但是其實大部分人員都是商人，目的就是為了爭取大明王朝的優待政策。
內亞各國，比如說今天阿富汗的馬紮里沙里夫的商人來賣馬的時候，他也說是本地蘇丹國王派來的使臣。
我手下也有這樣的人，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你們應該尊重國際慣例，不要向他們要錢。
可見他面對的真是很有規範、很遵守國際法的贛越抵抗組織，而不是強盜。
如果是強盜的話，他哪里管你這些，你打不過我們就乖乖地交錢，不把你們搶光就不錯了。
但是這些抵抗組織說，王守仁同學你講得很有道理，我們也知道有這回事，我們的酋長到南京和北京去朝貢的時候，也是帶著商人去的。
咱們大家相互尊重，你不向我們的外交官商人收稅，我們也不向你們的外交官商人收稅，OK，免稅放行，綠色通道。
在座的商人看到交涉得到這樣一個滿意的結果，對王守仁都表示非常崇拜，表示說，王伯安同學，您真是一個很有經濟才幹、能文能武、什麽都能的大天才，我們好崇拜你。
可不可以讓我們派幾個夥計和子弟給您當學徒，傳揚您的偉大思想和寶貴著作呢？王守仁拍拍腦袋說，很好，你們就跟著我來吧。
於是他在贛越就有了第一批學生，第一批學生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接下來他就來到了贛州吉安。
當然他手下並沒有軍隊，但是，照他自己裝逼的說法，我有我研究儒家學問得到的心得，知道「知行合一」，「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
現在事情之所以搞得這麽不和諧，是因為大家沒有做到知行合一。
我們都知道，人人都是向善的，都想要世界和平，大家安居樂業。
但是為什麽大家會打起來呢？是因為你們知行不合一。
知行為什麽不合一呢？是因為私欲作祟。
本來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我知道了仁義是好事，我就會去行仁履義，大家不就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了嗎？但是不行，我想要你的土地，你想要我的奇珍異寶。
這是什麽？這就叫私欲，私欲梗在中間，照現在西方的說法就是，你TMD就異化了。
王守仁沒有用「異化」（alienation）這個詞，他說，這樣就知行分離了，知行分離就背叛了孔子先師的教導。
正確的做法就是，我們要恢覆知行合一的狀態，恢覆了知行合一的狀態，我想要仁義，我就執行仁義，大家就和諧起來了。
當然，只憑理論當然是不夠的。
正確的做法就是，我TMD沒有兵，朝廷也沒有兵、沒有給錢，但是我可以在本地的封建領主當中找到我自己的好朋友。
他找到的這個人叫葉芳（約1490-1535），葉氏家族也是一個比明國皇帝更加源遠流長的封建家族。
根據現在我們並不十分清楚的各種原因，也許是貿易上的好處，也許在學問上面和宗教背景上比較親近，葉芳跟王陽明合作了起來。
也許是因為葉芳在本地的敵人也是王陽明的敵人，王陽明在本地的封建領主當中要選擇一部分作為朋友、一部分做敵人，於是他就利用葉芳的軍隊做他的基幹部隊。
同時自己也號召廣大學生們，我教你們，不僅僅是讓你們死讀書的，你們學了我講的道理以後，可以回鄉去，好好致一致良知、知行合一一下。
人民渴望和平和正義，你們就要把和平和正義交給他們、把和平和正義帶回給他們。
你們要像《星球大戰》的影片上那樣，培養你們的絕地騎士團，培養你們的弟子去推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推行到一定程度以後，你就要跟本地的大家族和本地的父老們簽署像英國大憲章那樣的盟約；簽署了盟約以後，大家就要宣誓忠實於盟約。
我給你們做一個榜樣，我像是費城的憲法制定者一樣，我制定一個贛州鄉約作為樣板，你們拿這個樣板因地制宜，各自制定本州的憲法吧。
制定了憲法以後、制定了盟約以後，大家都要忠實地遵守盟約，像絕地騎士團守衛銀河聯邦共和國一樣。
這樣各地都治理得好了，大家都安居樂業，豈不是甚好甚好？他的弟子都表示說，老師，您太高明了，我們需要的就是這些，我們本鄉本土的老百姓心里面想要的也就是這些，OK，我們回去好好辦學，好好搞鄉約民規去吧。
你看，他搞的這一套，純粹就是湖湘和夜郎封建領主，自五代宋明以來行之有效的盟約制度。
各封建領主像波蘭國王和荷蘭各州和美國各州一樣，簽署一個盟約，然後我們把盟約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大家都要遵守盟約。
用現代的話說，他就是要建立一個憲法統治。
但是為了使朝廷和主流士大夫能夠接受，就像薩義德說東方主義，他不是說我要支持巴基斯坦、要革命打倒以色列人和西方的殖民者，或者要非洲人打倒西方的殖民者；
他是說，我要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和正義，不是說單純的要反對西方，而是要使西方人的後裔和殖民地的後裔，在以後在更高級別的治理之下，都能夠和諧相處，這樣他才能被西方學術界接受。
王陽明也是這個樣子，他不是說我要把東南亞各國傳統的憲法體制推銷到中國來，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是說，東南亞土族原先推行的盟約制度，其實是符合周公孔子的原意的，我給你解釋一下證明，這些東西是純粹周公孔子的原意，所以我們應該在大明朝廣泛地推行這一套，所以大家也就沒話說了。
這樣他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這些人建立起來的地方自治體系，可以編練出一些民兵，他依靠這些民兵，再加上跟他結盟的封建領主，像葉芳這些人原有的封建軍隊，居然無中生有地的建立起了一支軍隊。
然後他對贛南的酋長和領主們說，你看，我幹得還是不錯把，我給你們帶來了和平和正義。
你們老是打打殺殺，雖然同時可以下山搶劫低地那些費拉、那些編戶齊民撈一筆錢，
但是比起你們打打殺殺遭到的損失來說，還是並不劃算；如果按照我的制度，大家都建立自治體，然後自治體之間通過盟約建立聯邦，大家和平相處，得到的好處豈不是更大？
有很多領主都像葉芳一樣被他說服，願意跟他參加他的制憲會議、建立聯防制度，照美國人說法就是集體安全制度，我們的盟約體系跟你們的盟約體系建立集體安全制度，大家誰也不打誰，遇上有糾紛和外來威脅的時候，大家協商一致解決。
但是總有一些酋長和領主不服從、不願意接受王陽明的新體系的，那麽這時候，他就召集了葉芳的部隊和他自己弟子訓練的民兵去打他們，把他們打敗了，打敗以後他們就聽話了，聽話以後他們也就漸漸地願意加入了王陽明的和平體系了。
就用這樣的方法，他不帶一兵一卒，就運用經過他重新解釋的儒家的倫理思想和東南亞各國傳統的憲法體制，解決了贛南長期的戰爭和沖突問題，使得贛江的貿易得以通暢，南京和揚州都繁榮起來。
朝廷、地方勢力、各封建領主都對他非常滿意，而他自己把這些解釋成為他自己研究孔子思想和朱子思想做出的最新發現。
同時他手上也有了一支由封建領主和民兵組成的部隊，在可能爆發的繼承權戰爭中，可以用來對付寧王的勢力。
後來這件事情果然發生了，而他率領的，我們都知道，王守仁平定南昌九江和寧王的兵力，主要就是靠的是葉芳的封建軍隊，他自己的弟子所練出來的民兵其實是次要的。
這也很好理解，葉芳的軍隊是幾百年以來的封建軍隊，傳統很深厚，像普魯士軍官團一樣是很能打的；他自己弟子練出來的民兵，雖然按當時標準來說還不錯，但是畢竟只練了幾年時間，根基還淺，軍事素質也沒法跟封建軍隊相比，所以葉芳的部隊一直是他的主力軍。
打敗了寧王，他就立下了大功，得到了伯爵的稱號，但是也引起了朝廷的嫉妒。
同時他因為平定了寧王之亂，又卷入了朝廷的繼承權鬥爭。
嘉靖皇帝從湖廣登基以後，馬上跟儒家的大臣發生了沖突，沖突的原因是，他該不該認孝宗做父親，還是該認他自己的父親做父親（注：大禮議）？嘉靖皇帝馬上召王守仁入京去替他仲裁，王守仁表示說他不想做官，不去不去。
不去的原因大概就是為了避免介入這場非常危險的憲法鬥爭。
執政大臣楊廷和是宰相，嘉靖皇帝是皇帝，哪一方都是很有勢力的，卷入他們的鬥爭對他來說是不劃算的。
而且他的志向也不在於這一點，而是在於利用他新搞出來的發明，在各地普遍推行地方自治，使得仁政的理想和和平的現實能夠給廣大的人民帶來福利，而不是到朝廷去做大官、解決根本沒法解決的憲法沖突。
但是最後朝廷還是抓住了他，是因為廣西的土司又發生了沖突。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就不詳細講了，是著名的岑氏土司各宗支之間的封建沖突，最後導致了岑氏土司和朝廷的沖突（注：桂史5）。
岑氏土司內部的兩個家老，就是盧、王兩個家老，本來是岑氏土司的家老和家臣。
他們在岑氏土司家族的繼承權鬥爭當中，支持一個黨派，反對另一個黨派，結果跟姚謨帶領的朝廷命官也發生了沖突。
廣西也是山和江相銜接的地方，大藤峽和峽江問題困擾了明國一百多年，韓雍依靠內亞兵力的鎮壓並不持久，峽江的航道通行和食鹽貿易始終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朝廷和岑氏土司關系一搞糟，就更加地收拾不了殘局。
於是他們想到了王陽明，他們覺得王陽明有能耐、不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亂世，現在雖然既老且病，還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希望你再次出山。
王陽明很不願意出山，但是經不住門徒弟子的苦勸，還是出山了。
他在廣西采取的做法跟他在贛南是一模一樣的。
他沒有兵，朝廷給他派來的兵其實是湖南的土司兵，依靠湖南的土司兵去打廣西的土司兵。
王陽明采取的做法就是，跟他在贛州采取的做法一樣，盡量利用本土勢力。
他認為盧王二人本質上是忠義之士，是被朝廷逼反的，只要能夠有一個公正的仲裁替他們解決封建糾紛，他們本身並不想要侵略朝廷。
於是他就去跟盧王談判，答應替他們解決岑氏土司的繼承權問題，只要解決了繼承權問題，盧王二人是不打算跟朝廷作對的。
於是他果然解決了岑氏土司的繼承權問題，於是稟報朝廷，可以把大部分軍隊解散了。
他跟盧王談判的時候，盧王二人根據明人不斷背信棄義的先例，比如說是在倭寇戰爭中，我剛才提到背信棄義的先例，不願意跟他談判，害怕談判場所變成了鴻門宴。
他們提出不可思議的苛刻條件，就是說是，要把王守仁駐軍的南寧城的衛戍部隊全部換成是他們的軍隊才願意談判，這樣做就等於是，他們的軍隊如果叛亂的話，王守仁自己的老命不保。
但是王守仁說，我相信桂尼士蘭封建領主的忠誠，他下令解散明國朝廷的官軍，把本地的軍隊全部換成當地土司的封建軍隊。
後來他的門徒吹噓說，王陽明真是個大聖人呀，他知道孔子最講究忠信二字，說了，忠信二字哪怕是在蠻夷的地方也照樣可以實施。
別人都是因為不忠不信，才得不到蠻夷的信任，而我們王守仁王相公，他因為太忠信了，精誠感動天地的緣故，所以連本地的土族部落和蠻夷他都能感化。
但是實際情況顯然就是，他在夜郎、湖湘和贛南跟東南亞封建領主有過長期的交道，他很懂得當地的文化，他知道當地人是執行春秋時期的封建倫理，所以接受他們的條件，並沒有什麽不妥當的事情。
就好像說是，日本代表團在明治維新以後初到西方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西方是什麽樣子，害怕到了西方吃不上飯。
他們帶了好多袋大米去，還帶了一些鍋去，心想萬一在西方吃不上飯的話，我們自己拿鍋來煮大米。
結果他們到了西方，住在大旅館里面，大旅館里面什麽好吃的、現成的飯都有，哪里需要帶這些米？後來他們代表團覺得很不好意思說，我們原來以為西方是很蠻荒的地方，所以才自己帶上了大米，現在看來這些事情都是沒必要的，我們把這些大米都偷偷賣掉吧。
對於大多數明國的士大夫來說的話，他們對東南亞封建領主的了解，就像是明治維新初期那個日本使團對西方的了解一樣。
他們以為西方和東南亞是一些很蠻荒的地方，不帶吃的不行，當然不帶衛隊更不行，其實人家是很文明的地方，日本人不帶吃的，當然還是會有飯吃的。
大清國的使臣也以為派到西方以後，萬一兩國交兵，自己會老命不保。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中國的政治倫理一向就是這樣，動不動就要殺使節的。
但是西方國家不會這樣的，就算是你鬧義和團，你在國外的公使大使人身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慈禧太後最初還要安慰他們，他們派被派到西方去的時候還要哭著對慈禧太後說，老佛爺您要照顧我的妻子兒女呀，如果我在西方被他們殺了的話。
老佛爺含著眼淚說，出洋本是極苦差事，實在是委屈了你，一般的自私的大臣都不願意去，多虧了你個忠臣願意為國家冒險，我們會記住你的，放心吧，你老婆孩子就交給我了。
這就說明慈禧太後和那些大使最初的時候真以為，他們到了西方有可能被砍頭的，當然後來熟悉了就不會有這種事情了。
而王陽明呢，根據他早年的經歷，他早就很熟悉東南亞封建領主的外交規矩。
他知道，在這些人的封建誓言的約束之下，他們是不會背棄誓言的，所以他知道這是很安全的事情，就像日本使節到了巴黎、大清國的使節到了倫敦，絕對不會被砍頭一樣。
但是明國的皇帝和士大夫都覺得，東南亞人都是一幫蠻人，到了那里肯定會被砍頭的吧？
別人都害怕砍頭、帶著兵去又打不贏，而你小子居然不帶兵、把自己的兵給解散了，就憑自己一個人就去了，而且不被砍頭，您簡直就是一個巫師呀，這是怎麽回事？
王陽明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做了一點微小的貢獻，其實只是因為我是一個孔子的門徒，正如皇上是孔子的門徒、大臣也是孔子的門徒一樣，只不過我老人家特別忠信。
於是皇上和大臣都覺得，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些大臣，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想了想，我是不是很忠信呢？我有沒有很遵守孔子的規矩呢？好像是沒有，平時的時候我很貪財很好色，對外說我是孔子的門徒，但是實際上我把孔子不讚成的各種事情都做了一遍。
原來如此呀，孔子畢竟還是個大巫師，如果我是個很虔誠的孔子門徒，遵守了孔子的教訓，想必我也能解決問題吧？但是沒有辦法，我已經占了太多便宜，而且以後我還想繼續占便宜，所以我已經不純潔不虔誠了，所以我解決不了問題。
而我們親愛的王陽明，真是一個少見的真正儒家呢，他像孔子本人一樣忠信，所以能像孔子本人一樣解決了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哦，這一下我明白了，教育還是有成效的，盡管我自己很腐敗，而且我想繼續腐敗，但是我也很希望有像王陽明這樣純潔的人，給我們教出些純潔的學生，替我們去解決些我們解決不了問題。
OK，我們太高興了。於是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盧王兩位家老看見王陽明願意接受他們條件，就相信王陽明跟別的中國大臣不一樣，是說話算話的，於是他們簽訂了盟約。
盟約的主要內容就是重申過去曾經簽訂的峽江條約，明桂雙方都要開放峽江的水道，允許食鹽和各種物資的船隊自由貿易。
同時雙方都要裁減它的大部分軍隊，桂尼士蘭方面原有的7萬軍隊裁減到只有1萬多人，王守仁擁有明國派來的8萬軍隊，也裁減到只有1萬多人，這剩下1萬多人都是湖南的土司兵。
王守仁很清楚明國的官兵只會搶劫、不會作戰，只有湖南的封建軍才能夠作戰，所以他很高興擺脫了這個負擔，他只留湖南的封建軍隊。
然後湖南的封建軍隊和廣西的封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不願意接受峽江條約的極少數叛亂分子，像是贛南那些不願意接受他的和平條件的抗戰分子進行了一次清剿。
這樣清剿就很省力了，等於是交戰雙方聯合起來，清剿極少數不願意接受和平條約的反對派，解決了問題以後再向皇上報功。
他特別說，盧王兩人在戰爭中立了大功，比我們的軍隊立功還大，請皇上嘉獎他們。
嘉靖皇帝看了這報告以後很不滿意。他說王守仁呀王守仁，你知不知道你這樣有虧朝廷大體呀。
別人看了你的報告，還以為我們朝廷的軍隊一點都不行，全靠這些蠻夷替我們打仗。
不行，有虧大體呀，有虧大體呀。
但是我皇上也沒有辦法呀，如果我不接受你簽署的條約，讓我重新打一仗的話，我TMD又沒有錢呀。
於是他就發了一個詔書，這個詔書的文字很有意思，詔書的前半截是說，王守仁你TMD太不像話了，把朝廷的面子都給出賣了，我們朝廷雖然沒有里子，至少也該給我們留點面子吧；
但是後半截話鋒一轉，但是王陽明你在軍中辛苦了這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同時仗已經打了幾十年了，人民很希望和平，所以我們還是勉勉強接受這個和平條約，給你們封賞給你們封賞，好了好了，老子不陪你們玩了，你們要賞就給你們賞吧，老子不玩了。
這個很滑稽的詔書就留在《明史紀事本末》和其他歷史記錄當中。（注：明實錄·世宗卷1）
然後中國的朝廷又暴露出自己又軟弱又狡猾、又背信棄義。
王陽明在的時候它沒有辦法。
王陽明臨死的時候還寫一封奏折給朝廷說，解決東南亞的問題只有利用土司，我們千萬不要派官兵去打他，打也打不贏又花錢；
當地土司的問題多半是因為朝廷處理不當，我們要運用當地的封建領主，跟當地的封建領主搞好關系，他們是願意跟我們和平相處的，千萬別再派兵了謝謝。
他以為寫了這份奏章，他對朝廷就盡了責任了，然後他就在回家的路上，他還沒有走到家鄉的時候，就去世了。
而朝廷一看他死了，覺得他死了以後勢力就沒有了，於是就立刻發作起來說，「禁邪說以正人心，奪伯爵以章大信」。
你王陽明的勢力太大了，你在國內有很多門徒，朝廷害怕你們結黨，同時你在東南亞封建領主中又有很多朋友，勾結海外勢力威脅太大。
你活著的時候我們不敢把你怎麽樣，死了以後我要你的門徒趕緊解散你們的組織、切斷你們的海外聯系。
所以我要說你的學說也是邪說、平寧王時的伯爵我也給你罷了。
媽的，你雖然獲得了成功、重建了和平，但是你也把朝廷的面子丟光了。
朝廷當時忍了你，是因為你活著害怕你，現在你死了不怕你了以後，老子正好報覆一下，TMD。
這就證明，盧王二人對朝廷的擔心是完全有道理的，王陽明雖然守信，但是朝廷是不守信用的。
後來過了兩朝以後，朝廷面臨著其他更加嚴重的問題，同時前朝的黨爭也已經成為過去以後，才給王陽明的後代恢覆爵位，並把他們升為侯爵，讓他的孫子當了漕運總督，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王陽明一生的事工，其實都是在處置東南亞的外交和軍事問題，而他在明國的朝廷能夠站得住腳，歸根結底是因為他熟悉東南亞國際社會的封建規範，能夠跟讚米亞的部落和領主搞好關系，解決其他大臣解決不了的問題。
而他對儒家學說的主要貢獻，也是因為他在東南亞從事這些活動的經驗當中，看到了活生生的、孔子在東周時期曾經看到過、但是宋國明國的大臣都沒有親眼看到過的封建倫理是怎樣活動的。
他想要把這些封建倫理，哪怕是以一個褪色的版本，通過鄉約民規的方式重新引入明國，使明國已經慘遭破壞的社會秩序多多少少能夠得到恢覆。
這就是讚米亞人、東南亞文化對中國的秩序輸入，就像是上海工部局通過在晚清各地建立的工局和省議會，把西方議會制度秩序輸入到大清國一樣。
朱熹和王陽明的實際貢獻，也就是把東南亞封建體系的秩序輸入行將滅亡的明國，這就是他們在歷史上的真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