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命运播种
今天所谓现代世界的产生，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指，以不同比例混合，补充和吸纳若干本身本无意义的细节和现象。第一种所指其实就是英格兰的历史路径，经过若干变形和妥协，辐射和改造了欧洲和世界的面貌。俗人和下士1为了回避欧洲中心论的嫌疑，改用太监一样中性的词汇“现代世界”。如果说学问的本义就是尽可能增加公众的理解力，像苏格拉底一样毫不忌惮暴君和暴民的感情，政治正确的意义就是学术无产阶级将判决苏格拉底的法庭内化到自己心中，用貌似知识的政治信念、而非彰明昭著的无知作为降低公众理解力的工具。第二种所指蕴涵了人类文明和命运的深刻变化和巨大威胁，意思是我们所知的文明从此开始自觉和武断地干涉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已知文明都是越过这个阈值以后，给文明内部的自发秩序生产力增加了太多负担，最终将世界留给了轻装上阵的蛮族2秩序生产者。第二种所指给第一种所指提出了尖刻的警告，因为英格兰相对于欧洲、欧洲相对于世界的最鲜明特征就是：它在蛮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两者在下士眼中都是愚昧和野蛮）的保护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觉和武断，从而积累了比以前和同时其他文明更为丰厚的元气（秩序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的西方和现代文明点燃火炬以来，给观众造成了光明的永恒天经地义、黑暗和灰烬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在西方文明以前，其他文明的观众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他们非常清楚文明的烟花性质，对灰烬的冷却并不感到惊讶。 知识是文明所仰赖的甜蜜和光明，但知识也有两类。第一类知识是园丁的知识，默默保护和积累秩序生产力，借助无数西西弗斯的质朴和虔诚，将每天都想露出地面的野蛮推回到地下。这种知识虽然并不全部依靠默会来传承，但默会的部分终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类知识是烟花匠的知识，将蛮族时代和文明时代积累的秩序资源点燃，照亮了历史、世界和未来。他们的技艺同样配得上人类永远的称羡和感激，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园丁积累和生产的厚薄快慢。如果烟花消费的速度超过了积累和生产所能支持的程度，仿佛繁花似锦的文明就会从内部枯萎。文明的维护者对第一种知识只能保护和培育，对第二类知识既要保护又要限制，因为后者的失控是文明衰亡的重要原因，不逊于后者的产生是文明成熟的主要标志。现代世界的成熟，以民族国家的整合为标志。民族国家和成文法取代封建自发秩序和习惯法，让历代园丁积累的薪柴大放广袤，但还不至于让整个森林付之一炬。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毁灭罗马和其他众多文明的危险技艺再度发现，将美丽和温暖的火炬变成了毁灭世界的火灾。无数骄妄的生灵嘲笑先人的愚昧，自以为掌握了永享光明的不二法门，却突然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摇尾乞怜，摸索最后一点点迅速冷却的余烬。正如奥威尔所说，混淆黑白的话语体系就是颠覆者的先锋3。二十世纪的远东革命史经过他们的割裂和歪曲，已经沦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奥吉阿斯牛圈4，急需清理和复原。颠覆者从来不乏冒充理性客观中立的高级匪谍史学，他们的危害比明火执仗的《联共（布）党史》大得多，即使三十年前的费正清学派5也不过如此。 高级匪谍6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完全清楚一旦材料回到比例恰当的格局当中，形成前后连贯的整体，历史现场的脉络和情境就会自动呈现出来。他们的技巧不在于彻底的抹杀和直接的伪造，而在于巧妙地割裂和扭曲：隔断材料和环境的联系，切断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将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排除在人为制造的格局之外，用楚门世界的框架和大锯活人的布景联缀起来，用蒙太奇技术制造虚假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用假线索掩盖真材料的意义，这样外行读者就看不清材料在格局当中的意义了。谁能写好一部以朝鲜为中心，仅限于朝鲜范围的朝鲜战争史？既然战争的主角、前因和后果都在半岛之外，仅仅是错误的框架就足以妨碍读者形成适当的比例感了。整体比例感的破坏和相关性的错置对公众的理解力危害最大，远远超过具体材料或考订的谬误。任何版本或倾向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国革命史》都会造成同样、甚至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现代史或革命史造成的结果，在现代史或革命史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自身不能构成远东历史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全部现场，这些都是《远东的线索》必须存在的原因。基本格局和线索恢复以后，材料的搜索和考订就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
伪问题和稻草人只要置于比例恰当和线索清晰的格局当中，无需辨证就会自动沦为笑柄。抗战由谁领导？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事后争夺领导权的觊觎者根本没有独立的决策权？7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交易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项人肉盾牌计划才是蒋介石开战的真正理由和红军长征的真正原因，尤其也是汪兆铭坚信蒋介石会害死国民党的真正理由。敌后抗战是不是中流砥柱？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东亚大陆在二十世纪国际板块的运动中，从来都不是主要动力？觊觎者在敌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消灭了大部分友军，包括河北、山东、江苏三大省政府，发展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路贸易，用粮食换取日本武器8，依靠津浦路协定9从上海和汪兆铭控制区输送物资而已。这条路线比美国飞行员用生命换取的驼峰线更大更可靠。上海四五十年代和香港八九十年代商人以此起家者比比皆是，东南局10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抗战最初几年，沈鸿烈和韩德勤的部队11集中力量破坏津浦路。八路军消灭了前者，新四军消灭了后者。此后，津浦路就不再危险了。潘汉年是这场交易的代表，饶漱石是他的直接上级，刘少奇又是饶漱石的上级。饶漱石在五十年代的风暴中落马，本来不会开除党籍，因为潘案的牵连只能老死狱中。饶案即使在文革后都无法平反，因为饶的复出会把刘少奇变成汉奸。毛泽东说饶对党不老实，就是看穿他在认罪材料里玩弄手段，企图留下日后翻案的活门。邓小平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因此下定决心，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开口。12 诸如此类的闹剧布满了二十世纪的远东历史，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甚至直接受害者都不知道牺牲的原因。无知的大军继续在黑暗中相互残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仍然生活在烈焰留下的灰烬当中。这场大火虽然尚未也并不必然彻底毁灭我们所在的文明，但无疑已经造成了最大破坏，可能预示类似、甚至更大的危险。文明的朋友理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复原火场的草蛇灰线，将牺牲者应得的公义还给他们。
是为序，录旧作志之。
山河
北顾难存卫，东途耻帝秦。
客星横上党，木叶断江阴。
驽马嘶碣塞，离人望华亭。
伤心寒潭客，犹自雒城吟。
第一章：世界体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心与边缘
本节引言：
十九世纪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在欧洲以外体现为殖民主义的世纪。其实，两者是同一种秩序在世界中心和边缘的不同表现。纳税人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导政治事务，以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己任。中心和边缘的主要差异在于：欧洲的纳税人和无产者没有种族差异，通过民族构建而逐步转型为大众民主；殖民地的欧裔纳税人和土著无产阶级难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整合，殖民主义变成了文明秩序的仅有保障。
1. 议会式政党
“漫长的十九世纪”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终于1914年德国入侵永久中立国比利时。在此期间，国际体系空前稳定。欧洲大陆实现势力均衡，皇家海军统治海外世界。正统原则保证了欧洲各国相互承认、相互信任，一切交涉留给国际主义性格明显的贵族外交官俱乐部处理。13流亡者和失败者受到外国政府的公开庇护，后者并不会因此得罪友邦。国内反对党和国外敌对势力存在明确区别，合法政府的敌对行动受到战争规范的严格限制。只有在这种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国际环境支持下，国内的政治斗争才能高度形式化。形式主义者的政治通常称为自由主义政治，其实就是列宁和施米特(Carl Schmitt)鄙视的市井小人的浅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假定法治高于政治，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化约为法律问题。法治基于普遍性原则，没有不能覆盖的领域。程序保障权利，保护个人免除权力斗争的危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权力主义者都认为，没有抽象和普遍的法治，具体和有限的法治如果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临时产物。政治学如果撇开造就这些临时产物的决断，就是把政治学庸俗化。正义规则产生于决断之后，而决断本身是超乎正义或非正义之上的。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党派居于统治地位，或成文宪法体现了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可以化约为法理和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机构的各种可逆性程序讨论和解决，使得书写元规则的不可逆决断退居幕后，甚至从大多数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想象中消失。这就是葛兰西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14，在他的体系中比马克思重视的经济霸权更加关键。 保守派、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政党跟自由主义政党同样深陷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丧失了以其他方式理解、表达和行动的能力。议会式最初就是自由主义政党，其他政治势力不以政党的形式存在。保守派在英格兰以国教会为依托，在欧洲大陆以天主教会和正统君主制为依托。民主派在英格兰表现为普莱斯15和科贝特16式的独立教派，以及没有选区的市镇群众运动；在欧洲大陆表现为山岳党17和激进党，以密谋团体和军事政变著称。社会党人在马克思时代仍然是公认的反社会势力和候补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纲领和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其名誉和手段跟黑社会组织区别不大。福尔摩斯小说当中的《恐怖谷》，就代表了当时体面社会对工会的看法。工会首脑“身主麦金蒂”依靠暗杀和勒索维持团体，终于败在平克顿侦探社手下。中国教科书把平克顿侦探社描绘成资本家破坏早期工人运动的打手，原因尽在不言中。美国工人运动的早期英雄，例如纳入中学教科书的乔·希尔18等人，都是因为刑事犯罪，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简单粗暴地说，不用违法手段是不可能阻止工贼的。而所谓工贼无法就是不肯缴纳工会费的独立劳动者，例如华人劳工。加利福尼亚的社会主义和排华运动是一回事，奥秘就在这里。普通法将工会从密谋犯罪团体名单上删除，还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明确禁止工会，因为工会只有在强制反对派工人和独立劳动者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这三种政治势力在中世纪的宪法理论中，都不属于而且不应该属于国会政治。国会就是市民阶级－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代表，负责财政税收的。贵族是武士团体，有自己的上议院。教士负责社会福利和教育，有平行于国会的教务会议。无产者不在政治共同体内，本来就没有选举权。三者没有议会政党，是符合传统的。他们组织政党，最初只是为了模仿资产阶级。国会逐渐吞并了其他各等级的机构和权力，迫使他们的团体组织类似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派按照马克思及其朋友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组织。也就是说他们的财产达不到中世纪的市民或有产者标准，但仍然不是无产者或体力劳动者。最初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经常混淆，莫里斯19和拉萨尔20之流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初一致追求普选制，实现以后就分道扬镳了。由于政党组织越来越重要，最后发挥了反客为主的作用，例如社会民主党最后出现了议会党团压倒工会的现象，天主教社会党团也日益独立于原先的母体－－教会21。 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政党才是纯正原始意义上的政党，没有诸如此类的非议会后台组织。资产阶级人士经常觉得，后台组织操纵前台政党是不大符合议会政治精神的。如果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不妨参考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22的情况。恐怖组织的政治代理人参加议会选举，那些没有幕后打手的良民代表会怎么看待他们呢？非议会准政党的议会化和政党化，是各等级共治体系转型的关键步骤。欧洲人不大重视，因为那是不用解释的。而汉语世界迄今为止，还没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当列宁和希特勒发动超越元规则和颠覆体面社会本身的超限战时，资产阶级势力（包含从保守派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体面政党）竟然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本来非常强大的力量。
2. 从施特劳斯学派衍生的诡辩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23怀着难民的心态，托庇于礼失求诸野的美国桃花源，试图教育自己的东道主吸取历史教训，在面对不惮于超限战的敌人时，果断抛弃适用于体面对手的形式主义，行使剿匪先于主义的战争权利，将争夺政党利益的日常斗争，转化为保卫文明价值生死斗争。24美国乡民由于自身的优越处境，不能切身理解社会性超限战25的恐怖，对施派的弘论似懂非懂。刘小枫及其弟子倒是理解了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东西，却把施特劳斯的教导用到了相反的地方，试图利用施派“非常决断在非常状态下必不可少”的论证，来证明共同体可以、甚至应该建立在永久性的非常状态之上。这种理论连施米特26都不会接受，但确实符合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旨。施特劳斯的政治学是客卿的政治学，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对纳粹和苏联的恐惧，委婉地要求民主社会具备自卫的权利和能力。任何人只要熟悉魏玛共和国的衰亡史，就不会不理解他的意思。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吸收他的思想，大抵引向在国际范围输出民主秩序的方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本土社会遭到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解释韦伯的思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7 德国思想家的魔性成分源于自身环境，他们在英语世界的继承者总是要阳光得多。刘小枫的弟子恰好相反，故意把紧急状态的决断引向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斯特劳斯学派准备防范的颠覆势力寻找借口。斯特劳斯学派要求民主社会面临强大的颠覆威胁时，要有行使紧急状态的理论准备，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要行使白卫军的剿匪权力，用临时的独裁权保卫资产阶级社会。决断的意思就是为了保卫民主，不得不暂时牺牲民主。刘小枫的意思恰好相反，就是用资产阶级临时专政的正当性，论证列宁主义的永久性专政同样是正当的28。紧急状态的本义就包含了临时的意思，决断的本义就是日常的反面。二者的正当性都有赖于临时和非常的特征，而刘小枫却把这种正当性解释为二者可以具备正常性和日常性。决断的合法性有赖于决断者保卫社会的性质，刘小枫却将决断权交给了社会的颠覆者。简单粗暴地说，他其实是要求盗匪享有警察的权利。他借用警察必须享有临时和有限杀人权的论据，反过来论证盗匪必须享有永久和无限的杀人权。如果有人反对杀人，他就会借此要求警察解除武装。无论如何，他的基本点就是维护社会颠覆者。这种诡辩的技术并不是从他开始的，马克思本人借用和反用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论据的技术与此非常相似。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在汉语世界衍生的数百万字著作和成千论文，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都没有超出上述范围。这些作者之所以采用他们实际上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因为如果肯说人话，就不用指望任何支持者了。
3. “自由-殖民主义”的同构
“自由主义世纪”或“英国统治的和平”貌似金瓯无缺，其实留下了体面人士忽略的两个缺口。Fair Play游戏规则的内化在欧洲和世界都是动态的过程，将原材料塑造为艺术品的过程肯定会留下边角料，也就是文明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无产者。前者从不能适应秩序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规则的局外人。局外人对排斥自己的新社会，逐渐产生敌我认同，有些沦为丧失社会关系的游民和游士，自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有些投靠所在社会的他者，例如李大钊之流。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拒绝承认文明的资源可能穷尽，坚持塑造产生的边角料和塑造之前的原材料没有本质区别，发明对内和对外的两种规训或同化技术：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 自由主义的原则是：纳税人决定公共开支，财政决定宪制。由此产生了有产阶级选举团和他们的国会政治。善意假定无产者获得财产和体面的过程，就是培养必需政治德性的可靠甄别程序。十九世纪末叶，普选制的危险理论开始侵入议会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人民的武断权力开始侵犯财产的权利。这是二十世纪混合宪制崩溃的先兆，但资产阶级政党宁愿选择妥协和让步。殖民主义的原则是：大英帝国是严厉的女教师，有义务而且有能力训练缺乏自治能力的学生活出文明价值，但在学生的政治德性通过甄别以前（如果能够的话），仍然必须为学生抵挡危险的诱惑者和颠覆者。十九世纪末叶，“大英帝国的课业”变成了“白人的负担”29。也就是说，欧洲大陆列强开始染指海外世界。这种变化并不符合维也纳体系30的精神，但大英帝国宁愿选择分享和协调。 “英国统治的和平”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在海外体现为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文明价值的意义上基本同构，其表面差异只是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的自然落差。内部无产者（缺乏德性的欧洲普罗大众）和外部无产者（没有自治能力的亚非美澳蛮夷）构成虚拟公学(Public school)的“未成年人”，他们的良好行为离不开欧洲（尤其是英国）有产阶级（“成年人”）的课业。绅士的德性既体现于阶级团体内部的自治能力，又体现于导师、代理人和托管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代议制的原则和殖民主义的原则内在地统一，结晶为被萧伯纳和粉红色知识分子嘲笑的品质31。殖民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东方人习以为常的征服和征敛，而是秩序之流在德性落差的瀑布上浮现。英格兰是天然的殖民者，也是以后一切殖民者的楷模，因为只有盎格鲁社会完整地保存了封建自由的古老形式和特殊主义，能够汇集全世界的习惯法，而不致于伤害母体的形式。然而，1848年原则造就的国民（民族）共同体对同质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丧失了习惯法固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边界封闭的实体。最初的民族发明注定会刺激下一轮民族发明的链式反应，首先从欧洲到近东，然后从近东到远东。东亚的变化是欧洲的延伸或后续，不是内生的机制。
4. 大英帝国的课业
查理·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将殖民秩序输入远东，或者说将大清和粤东习惯法纳入了凯尔特和威尔士习惯法的序列，两者其实是同一过程。义律本着因俗而治的传统，建立了香港殖民地。香港习惯法的司法解释最终属于枢密院和上议院，曼岛、威尔士和凯尔特高地的习惯法同样如此。这些体系彼此平行而互不统属，但都以上议院－最高法院为终点。首个《安民告示》（Proclamation of 2 February, 1841）向香港原居民保证﹕“至尔居民向来所有田亩房舍产业家私，概必如旧，断不轻动。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谊。且未奉国主另降谕旨之先，拟应照《大清律例》规矩主治居民，除不得拷讯研鞫外，其余稍无所改。凡有长老治理乡里者，仍听如旧。”32为数众多的香港居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少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在最初的数十年间也很少让统治者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没过几年太平日子，就重演了他们祖先在英格兰上演的剧目，举起“纳税人与代表权”的旗号拒绝交税，迫使总督府为他们开放了“非官守议员”（unofficial members）。33这次改革播下的种子，最终成长为今天的香港“功能界别”选举制34。法团主义（corporatist）本属封建自由的成例，在英格兰庇护所逃过了绝对主义的洪水，又在殖民主义庇护所逃过了民主主义的洪水，最后却依靠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选民的恐惧而幸存，令人不得不叹服世界之奇妙。35 大清朝廷和士大夫对香港的宪制演变视若无睹，因为理解能力永远不会超出认知结构确定的天花板。上海英租界为殖民秩序的播散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因为永租制恰好适合充当普通法和东亚习惯法的中继站，同时又阴差阳错地符合清英双方的外交需要。清国保存了统治权仍然在我的面子，英国避免了清国肢解影响东亚市场支付能力的风险。英格兰的永租制源于封建领主-附庸的契约，允许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预先为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开了方便之门。英格兰的承租人向地主缴纳契约保证金，契约双方每年在秋收季节分享土地的果实。即使在大多数契约已经不再涉及农业的时代，封建的古老形式仍然一丝不苟地流传下来。苏松等地的地主虽然不能理解保证金和封建契约的关系，却不难理解年租的实际用途。大清虽然不能理解领主权利的意义，却非常害怕洋人佃客赖着不走，暗自庆幸愚蠢的英国人没有索取自己无力拒绝的所有权。36 小刀会之乱（1853-1855）和李秀成的进攻（1860-1861）增加了上海绅商对殖民主义秩序的依赖，削弱了朝廷讨价还价的能力，结果产生了工部局-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37。上海租界和所有租界最初都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区域，因为官绅都不想让这些不服王化的夷人在自己眼前出现。尽管条约允许外人入城定居和生活，两广总督和士绅却一再煽动民众骚扰外人。后者为了落实皇帝授予他们的权利，一再去北京上访。咸丰皇帝一再踢皮球，打发他们回广州等候处理。其实，这些小动作就是皇帝的意思。历届总督都因为成功地排斥了洋人，向皇帝报喜并获得嘉奖。结果，外人不得不在起居不便的荒滩定居。太平天国战争将大批难民赶进了租界，才改变了租界的人口结构。苏州一带的绅士逃离太平军占领的家园，只有请求外国军舰保卫租界。人口的增加刺激了贸易，也使公共治理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精要就在于有产阶级选民团及其代议制，在远东的《工部局章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暴露了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在同构性。 1854年7月11日，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38主持承租人会议。他依据1854年《土地章程》第十条，论证自治市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封建的、英格兰的、民族国家声索绝对主权以前的欧洲成例，自治市镇就是一个拥有部分主权的实体。部分主权实体不仅有权跟它的领主和君主交涉，而且有权跟其他自治市镇和其他君侯交涉。（光荣革命时代的联省共和国仍然允许阿姆斯特丹行使这种权利，但法兰西国民公会就不再允许斯特拉茨堡继续保留其条约权利。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仍然承认帝国城市的独立外交权利和其他历史特权，但魏玛共和国就不再允许。）阿礼国为他的自由市争取了两种特权：为保护纳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邀请皇家海军巡防；为整合卫生、警察和征税事务，成立市政委员会。他的做法侵犯了大清主权，正如耶律楚材背叛了大宋皇帝39，因为主权在欧洲还是一个有待普遍承认的新概念，在海外根本不存在。严谨的叙事应该是：大清和列强的交涉，在以后的几十年内逐渐引进了欧洲正在发明的主权。承租人会议选举凯威廉、麦都思、金大卫、费龙、斯金纳、白朗、金能亨七人为委员会董事，同时决定成立东亚第一支警察部队。尽管外交大臣克拉林敦伯爵40拒绝以女王陛下的名义为自由市担保，承租人会议还是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直到《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1869）成立了纳税人会议，继承了最初有承租人会议最初的权力。41 工部局和纳税人会议是东亚第一个代议制政治体，而且不同于它的晚辈谘议局和旧国会，能够有条不紊地履行其财政责任和其他责任，管理水准长期维持了欧洲标准，直到遭到国民政府的侵犯。《土地章程》修正案规定：选举团由每年缴纳房、地各捐超过五百两的承租人，以及年租超过一千二百两的纳税人组成。董事候选人每年一月提名，二月选出。候选人只要获得两名或两名以上纳税人的支持，就能列入选举名单。当选董事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42。《董事会章程》（1865）43规定：董事选出后，应该在第一次会议选出总董和副总董。董事会每月必须召开两次会议，总董必须主持会议。在三位董事提议的情况下，董事会应该召开特别会议。原始提案和修正案都应由动议人签字后提交总董，然后由董事会表决。董事会管理各项日常行政事务，制定和修改《土地章程》附律，管理财政收支，设置和废除机关，任用和罢免工作人员，跟大清和各国交涉，组织万国商团自卫队。虽然《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也成立了会审公廨 (Mixed Court)，但工部局在涉及自身的案件中没有司法权，审判是领事法庭的条约权利，经常判决工部局败诉。各国领事是董事会的天敌，一再阻挠纳税人会议将自治体改造为“独立共和国”的努力。条约体系对大清及其继承者的约束和保护，是后者得以幸存和构建的主要原因。 香港是孤立和特殊的政治体，工部局却是东亚所有自治体的源头和模板。此后的上海法租界、汉口德租界和其他城市的各国租界纷纷效仿，成立自己的工部局。有产阶级选举团的公正和开明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纳税人会议的成员基本上是欧洲人，保护华人财产和习俗的可靠程度却高于大清的任何衙门。1893年《土地章程》中提到，“倘工部局欲筑公路穿过华人产业，则须于动工之前，预先商议购地，及搬迁房屋或坟墓之在路线上者”；“华人坟墓，若非其家属，自行允准，不得动迁。”《皇朝经世新编》赞美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案无大小，胥由人证明其曲直，律师辩其是非，审官研鞠而公断之，故无黑白之弊。”44汉口和其他城市的“中外会审制度”是上海会审公廨的嫡系子孙。在没有欧洲人主持的法庭上，华人的生命财产很难得到保障。45英格兰的乡绅和商人保卫了英格兰的“财产和自由”，在英格兰之外，殖民主义保卫了东亚绅商“财产和自由”。他们一旦脱离了殖民秩序，就迅速地回到了他们从未远离的黑暗当中。
5. 降虏社会的本质
殖民主义体现了自由秩序的扩张，但文明的余烬只有依靠外源的热能才能回暖。末期文明只尊重赤裸暴力，内心深信一切文明价值不外乎文人的谄媚，失败时狡诈地希望借助敌人的原则捆住敌人，自己却暗中鄙视敌人的天真和轻信，一旦直接暴力的威胁解除，他们就会原形毕露。在“畏威而不怀德”已成公理的社会中，如果不够残暴，就会收获暴君的污名，反之亦然。明末士大夫看到李自成杀人像洪武一样肆无忌惮，不像崇祯那样有气无力，就放心地相信大顺的锦绣前程，像抛弃旧衣服一样忘记了东林复社时代的豪言壮语。大清在扬州展示的果断和坚定，赢得了苏松士绅的恐惧和信赖，正如弘光政权46的犹疑和软弱招致颠覆和毁谤，无异于蜜糖吸引苍蝇。伊里布的情书外交47和僧格林沁的黑牢外交48看似相反，其实相成。查理·义律废除酷刑，只能依靠皇家海军的霸权。他如果效法扬州十日，给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定将获得救民水火的颂扬，但他如此渴望解放者和改革者的定位，在诡诈的降虏面前暴露了自己过高的底线，结果在长期反对鸦片和腐败的努力之后，反倒在东方留下了鸦片保护人的污名。降虏的精英只能通过文字的报复释放挫败的怨毒，窥测心理弱点的诡诈是他们最后的智慧，他们留下的历史纪录必须结合他们扭曲的心理结构，才能正确地翻译和理解。如果他们说征服者没有赶尽杀绝，仅仅出于利益的考虑，那就是说征服者为了迁就自己社会较高的原则和底线，无法以降虏习惯的掠杀方式彻底利用自己的胜利。如果他们说征服者仁慈公正、深得民心，那就是说征服者的残暴卑鄙超出了他们的报复能力和想象能力，配得上他们发自内心的钦佩和走投无路的依附。
#### 6. 大英帝国转向日本
庚申和甲午之间（1840-1894），英国在远东的课业处于最佳状态，但和谐建立在误解和欺诈的基础上，注定不能持久，更不用说成功。英国人以为自己在李鸿章身上发现了“可以教育好的学生”和“有能力履行承诺的交涉对手”，以为自己能够借助李鸿章和越来越多的小李鸿章，通过海关、邮电、北洋舰队的实习，将大清调教成可以信任的文明国家、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在远东的保护人、阻止俄国南下和维持内亚稳定的大英代理人，把其间发生的种种冲突解释成差等生学习优等生过程中的必要磨合。他们既高估了李鸿章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又错估了李鸿章自己的意向。无论满蒙亲贵、江东士大夫还是顺民，都希望通过扭曲认知结构，否认自己的软弱。聪明的弱者将教鞭的规训解释成敌人的残暴，就能证明自己并不是错误的一方；将无法抗拒的残暴解释成民心所向的拥戴，就能证明自己并不是怯懦的一方。聪明是文明留给余烬的最后遗产，适足以毁灭死灰复燃的最后机会。蛮族在类似的情况下，无法领会和运用上述的聪明，失去了在自己的世界内永远胜利的机会，反而容易通过殖民者的课业，最终像苏格兰高地人和库尔德山民一样，变成文明比较可靠的预备队49。 殖民者英格兰和被殖民者大清，在庚申因误会而结合，在甲午因了解而分离。庚申开始了大英帝国的课业或李鸿章的清英蜜月期，然而这样的合作建立在“一个大清、两种表述”之上。恭亲王和江东士大夫都把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当作学习先进技术的工具，绝不允许因此动摇大清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大清的恶劣表现，英国人将视为初学者的笨拙，愿意多给它一些时间，但规训期不可能无限延长，失败的劣等生最终将会遭到文明人俱乐部的驱逐，尤其是在自学成才的日本不断主动趋奉的情况下，英国人早晚会抛弃扶不起的阿斗。如果说英国人在李泰国事件50中还能耐心等待，在琅威利事件后就开始丧失信心了。甲午战争对日本是一场表演性的战争或毕业考试，以欧洲列强和舆论为观众和裁判。日本人竭力向白人证明自己的军队像欧洲人一样文明，清兵却像太平天国时期一样肆无忌惮地残杀俘虏。）北洋舰队覆灭前，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明显偏袒大清。琅威利51不断告诉欧洲读者，日本人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英国人排斥美国人维护朝鲜独立的尝试，鼓励大清强化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负责任的强国才能将俄国挤出朝鲜和远东52。日本和朝鲜都不像是远东壁垒的适当候选人，正如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不像是近东壁垒的适当候选人。土耳其和大清无论负不负责任，至少看上去像是值得扶植的大国和强国，但如果自己暴露了扶不起的阿斗本色，就不能继续指望建立在幻觉之上的友谊。日本武士争取英国友谊的热忱比李鸿章高得多，一直为表面上的弱小和偏僻所累，直到他们通过甲午、庚子、日俄战争三场大考，证明了自学成才的同等学力，才算赢得了李鸿章推三阻四的奖品，缔结了第二次英日同盟。第一次英日同盟（1902）只能保证自学者参加考试的同等资格，第二次英日同盟（1905）承认了优等生奖品竞赛的王车易位，第三次英日同盟（1911）正式将远东分公司的经理职位交给了久经考验的代理人。 大清在甲午折断教鞭，在庚子亲吻皮鞭。琅威利没有得到的尊重，全部奉献在瓦德西(A. von Waldersee)脚下。联军在北京收获了无数万民伞和德政颂53，证明他们终于找到了余烬所能理解的语言。拳匪之乱给晚清和北洋时代的精英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构成了此后二十多年宪法性约束的基础，保证了东亚近代史最自由、最文明的时代，直到世界秩序在其发源地遭到削弱，远东的免疫保护期相应地结束，诅咒教鞭、赞美皮鞭的游戏卷土重来。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的革命外交
本节引言： 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相互支持，缩小了欧洲外交体系的回旋余地。国家的主权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全民手中。战争也就相应地从少数专业人员的战争，变成更加残酷的全民战争。英国是旧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德国是主要挑战者。大多数国家支持英国，孤立的德国试图以革命外交弥补劣势。德国的革命外交针对协约国的薄弱环节：在俄罗斯帝国支持列宁的失败主义，破坏保皇派和自由派的护国主义；在中华民国支持孙文的中立主义，破坏北京政府的参战政策。
1. 军事动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
一战前的三十年间，大众民主缓慢地侵蚀各等级共治的古老残余。绅士军队和绅士外交原本构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军国主义和群众政治的挤压下损失最大。混合政体的外交体现其“法的精神”，由多层次的可逆博弈组成。而单一政体的外交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为“汉贼不两立”的精神笼罩。人民主权对应的群众大军和绝对专制对应的职业军团都是“快枪手的第一颗和最后一颗子弹”，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先发制人的赢家胜者通吃，导致战争的可逆性消失。一战前夜的军事动员体系已经充分民主化，外交协调体系却仍然浸淫维也纳会议时代的贵族精神。代议制政体自身处在蜕变之中，没有能力弥缝二者落差产生的巨大张力，构成全面战争的根本原因，犹如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前的道路容量和现在的车辆数量不相适应，因此代价公正地落在所有当事者头上。具体哪一方最严重地破坏了规则，相形之下犹属次要。
德俄两国皇帝都发现他们的军事机器处在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全面动员的零和状态。然而只要全面动员无法中止，任何外交斡旋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可信度。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参谋总部计划人员对外交政策的绑架，根本原因则是战争的民主化。谁能先于对手动员更多的预备役士兵，就能以普法战争的方式消除对方召集后备役的机会。任何军事计划如果不以迅速全面动员为前提，就会在军官当中丧失竞争力。一战前夜，欧洲列强的备战计划全都以此为准。替代方案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决策者没有选择余地。对于全民动员的战争来说，国界没有任何意义，“越过边界才算进攻”的老规矩失灵了。任何一方只要抢先在自己境内完成了全民动员，没有完成动员的一方无论在边界哪一侧都是死路一条。这时对军方而言，动员本身就是侵略行为。然而公众和外交界仍然没有摆脱十九世纪的习惯，以侵犯边界为判断标准。结果决策者跟军方商量以后，外交官和舆论领袖的意见就完全变成了不着边际的废话。巴黎离比利时边界如此之近，柏林离俄罗斯边界如此之近，各国国民的军训和动员机构如此完善，中欧铁路网和法国北部铁路网又是如此发达。局部动员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变成总动员。任何动员只要几小时，大军就能越过边界。 如果德国动员而法国和比利时不动员，德国军队在两星期内就到巴黎了。如果俄罗斯动员而德国不动员，俄国军队在两星期内就到柏林了。欧洲列强从未如此富裕和强大，却又从未如此脆弱和危险。他们随便派出两艘军舰，就能在海外夷人社稷，然而因为冒不起信任邻邦的风险，只能将全国的青少年投入战场。奥地利人为塞尔维亚而动员，但动员必然会造成他们随时可以越过加利西亚(Galicia)边界的形势。沙皇为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除了局部动员以外别无他法。俄罗斯即使局部动员，也意味着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谁能保证加利西亚前线部队不能在刹那间掉头开进西里西亚(Silesia)？除非德国人在边界另一方动员。德国人一旦动员，全世界都会心惊胆战。东普鲁士的后备军在普法战争时期，用八天时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洲。即使洛林前线看不到一个普鲁士人，法兰西也已经亡了一半了。法国人一旦开始动员，德国人就冒不起鲁尔区在三天之内沦陷的危险。解除西线危险的捷径，莫过于抢在法兰西的动员机器运转以前，通过布鲁塞尔到巴黎的最短路线，将尖刀刺入法兰西的心脏。战争开始时的交涉都是一面要求对方复员，一面自己赶紧动员。冲突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冒不起单方面不动员的危险。如果错误地相信了对方的无恶意保证，就会迅速亡国。如果错误地不相信对方的无恶意保证，结果不外乎三种：和平，我方零成本胜利，同时动员开战和公平战斗。这三种结局都比错误信任更好。所有各方都选择无论是不是错误的不信任，结果就是同时动员开战。
2. 贵族式外交的没落
威廉和尼基最后的交涉54（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适合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1848年以前，欧洲贵族仍然是一家人。国王或女王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适合扮演有机共同体的代表或象征。臣民对君主的爱和忠诚，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君主个人的性格和德性，跟父亲和丈夫在家庭当中享有的爱和忠诚，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爱和忠诚是分不开的，是具体和有机的。谁都不会以为既然家庭法或婚姻法的条文是一视同仁的，性格和品行不同的男人就会收获一模一样的感情。只有公务员办事，才会根据抽象的原则和机械的规范。外交不属于公务员，属于贵族俱乐部。各国君主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个人性格和现实利益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实力和资源可以精确计算，但并不能保证其拥有者占上风。利奥波德一世善于做人，使布鲁塞尔宫廷一度凌驾于巴黎和马德里之上。他去世以后，比利时王国的外交地位就回到与其资源相匹配的层次。 民族和民主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发明，为上流社会和势利眼所不齿。王室和贵族应该像吃薪水的公务员一样，服从他们统治的民众。民众通过神秘而混乱的抽象，构成拟人化的“国家”或“民族”。老派的体面人听到诸如此类的理论，免不了联想起巴黎街头的煽动家和无套裤汉55。威廉虽然以任性著称，毕竟不能完全摆脱阶级的底色。他诉诸欧洲贵族共同的记忆，言外之意的信息量比信中的文字丰富到不可比拟。霍亨索伦家族再蛮横无状，也不会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种下等人一样，喋喋不休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正义性，唯恐客套的外交辞令体现不了作者赤裸裸的力量和决心。 体面人的尊重不是勉强的形式，而是自然而然的含蓄。亲戚彼此了解对方的弱点和痛点，不大会制造不体面的二次伤害。绅士不应该谄媚上帝以外的任何对象，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唤醒往日功业的记忆。如果今天的高材生负责替威廉执笔，同样的内涵就要翻译成下面这些浮夸和俗丽的语言： “萨拉热窝的暴徒不仅代表他们那个丧心病狂的恐怖组织！他们不仅撕裂了我们共同历史的最大创口，还蓄意毒害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不可能看不出，我们所知的文明又一次面临挑战。多亏了亚历山大沙皇的慷慨恢弘，欧洲各君主国才没有因路易国王的鲜血而沉沦。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东方三君主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中流砥柱。历任沙皇无不珍惜中欧两强的友谊，绝不允许任何乱臣贼子威胁柏林和维也纳的正统君主。这就是失败的恐怖分子怀着刻骨仇恨，称俄罗斯为“欧洲宪兵”的原因。俄罗斯现在的大臣们蔑视几代沙皇的睿智和东正教徒的忠勇，甘愿让俄罗斯的政策为法兰西的共和政体服务。近来欧洲局势的恶化，莫不肇因于此。塞尔维亚这样的恐怖主义国家能够在欧洲心脏恣意践踏文明底线，无非是盲目指望沙皇陛下的保护。吾人有一切正当理由对沙皇陛下的圣明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期待东方三帝在保卫文明价值的前线再次携手。万一天有不测风云，吾人亦将不顾成败利钝。” 贵族俱乐部的交涉诉诸荣誉感和相互信任，这些因素在全民战争中的分量已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他们没有理解自己习惯的规则和自己所在的环境已经脱节，一味将双方都无能为力的局势推给对方。如果他们的军队仍然由几千名贵族统率，宣战以后需要半年时间准备必不可少的辎重，然后才能向边界开拔，这些交涉就可能生效。 那时，皇室和大臣没有专业的安全保卫人员。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在大街上散步，任何一个疯子拔出匕首就能刺杀他们56。贵族军官自备战马为王前驱，他们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表亲。战役的胜利意义不大，因为国际会议肯定会强迫胜利者吐出大部分战利品。骑士的风度、战术的高妙更加重要，然而对战争的胜负影响不大。君主应该通过战争证明自己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不必过分担心突袭和欺诈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他们的总参谋部却深信零和博弈、赢家通吃的未来，胜利或毁灭取决于能不能抢先二十四小时动员全国丁男。姻亲的道义和君侯的信誓漂浮在无名群众的汪洋大海上，没能在第一个浪头中留下丝毫痕迹。古老的王室用古老的语言责备脱节的现实，仿佛堂吉诃德挥舞长矛冲向风车。
3. 德国释放“革命外交”
在二十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57者看来，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1914年8月3日的演讲体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认知框架。大英帝国已经占有了全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随时可以将自己的欲望变成法则，居然像乡村板球运动员一样天真迂腐，一本正经地为了所谓“体育精神”而参加比赛。傻瓜才把手续看得这么重要，“聪明人”都知道手续是为目标服务的。如果德国人就是要打比利时，办不办手续真有很大的关系么？格雷爵士是不是以为，如果德国人放过中立国，根据正常的程序，直接向英国宣战，即使英国牺牲更多的人，他都会认为很值，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对德国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说英国人用虚伪掩饰利益，只是不愿放弃自己的霸权，为什么不向德国人索取高价，瓜分比利时呢？德国人得到通向巴黎的道路，英国人得到保护海峡的壁垒。俄国人多次通过瓜分波兰，加强了柏林和维也纳的实力，因此在以后的外交或战争当中，面临更难对付的敌人，然而很少有人论证，俄国人如果为了保卫波兰，立刻向德国人开战，付出的牺牲本来会更小。这样的战争胜利以后，必然会使整个波兰完全依附俄罗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比分到半个波兰更强。 阿斯奎斯(H. H. Asquith)内阁无法接受这种有失体面的计算方式，在野的保守党比他们更加坚定。英国绅士阶级的精华身先士卒，葬身于罂粟花盛开的法兰德斯原野。58“昨日的世界”如此尊重形式主义，甘愿为此付出如此重大的实质牺牲，无论称为虚伪、迂腐还是高尚，都显得陌生、甚至怪异。二十世纪人习惯了超限战、不宣而战和人肉盾牌，觉得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条约即废纸”59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习惯了真理部、大清洗和种族灭绝，觉得侵犯个把中立小国实在是鸡毛蒜皮。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解放了思想，鄙视形式主义的虚伪。他们只会惊讶德国人为什么如此诚实或愚蠢，竟然会承认自己负有毁约责任，然后费力不讨好地论证种种事非得已的理由；为什么没有抢先论证一切责任都在受害者身上，或是通过斩草除根证明根本不存在受害者，或是至少深刻分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十九世纪形式主义的短暂高峰，实为基督教千年熏陶和封建自由数百年积累所致。底线一旦突破，礼崩乐坏的速度就要远远超出文明当初的蕴育。威廉皇帝的政府首先解构了“条约神圣”的思想枷锁，此后就不难进一步展开三方面的“革命外交”：通过社会主义极端派工作瓦解俄罗斯帝国60，通过伊斯兰工作瓦解大英帝国61，通过孙文工作瓦解北洋政府及其参战努力62。德国自己垮台，释放出颠覆团体仍然继续工作。种子在母体毁灭以前落地，完成了母体的遗愿。 摩洛哥苏丹在阿加迪尔危机63中，曾经指望德国支持他反对法国。张之洞责备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软弱，幻想普鲁士会支持他反对法兰西6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希望开始成为现实。政治德性不足的欧洲内部无产者和殖民地外部无产者咬断了给自己喂食的手，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文明秩序解构者的人肉盾牌角色。他们像歌德诗中的魔法师学徒65一样，嫉妒作威作福的师傅，拒绝承认缀学和毕业的区别，以沐猴而冠的方式模仿师傅运水的法术，结果为自己召来了大洪水。“短暂的二十世纪”释放了基督教欧洲文明存在以来闻所未闻的大屠杀，在隐秘的世界法庭上恢复了德性收支表的平衡。
三、协约国和日本维护远东体系的布局
本节引言： 日本是远东唯一真正进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国家，通过甲午战争、庚子战争和英日同盟，在国际上充当大英帝国的远东代理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主导的列强为了维护远东体系的稳定，尽力推迟大清遗产的解体，导致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成立。日本泛亚主义者、同盟会和各省都希望大清解体，但日本主政的亲英派有能力压制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将远东托付给日本。日本主流政治家出于对条约体系的忠诚，继续维护中华民国的名义统一。
1. 英日同盟
1911年英日条约奠定了远东条约体系的基石，完成了山县有朋-桂太郎政策的胜利。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日俄协调论66寿终正寝，头山满和犬养毅的亚洲提携论67退入民间。这次路径选择斩断了日本效法俄罗斯，孕育欧亚主义认同的可能前景；重创了日本效法西魏北周隋唐，以华夏文明边界守卫者资格复古维新的隐秘期望。日本通向“亚细亚孤儿”的路径从此更难回头，但尚未形成天命共识。条约已经将东亚英格兰的使命交付给日本，但日本自身仍然缺乏与其使命相匹配的认知图景。它徘徊于“追随列强”和“武断诸夏”之间68，两者都是缺乏良好现场感觉和深厚决断信念的表现。它此刻在前一条路线上浪费了比任何利益都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从而酝酿和积累了日后戏剧性路径跃迁所需的格局扭曲。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果同样缺乏辨识节点的洞见和当机立断的坚定，就很难阻止启蒙主义士大夫主持的法语吏治国家统一欧洲大陆了。 1911年《英日同盟协约》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比1904年《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69授予法国人的行动自由大得多。地缘形势和机会窗口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同样比一战前的法国人大得多。明治末年目光短浅的不作为政策对远东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昭和初年逆时而动的补偿性冒险政策；正如法兰西一战前的透支性复仇主义对欧洲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一战后逆时而动的补偿性绥靖政策。 《英法协约》只是英法两国之间的谅解，并不包括法俄同盟式的军事义务。英法两国在原先立场相左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使双方都有可能腾出精力，应付其他各方面的事务，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英法谅解，英法根本不可能有反对德国的余力，然而即使存在英法联盟，仍然不能保证英法会联合起来反对德国。英国同样向德国人和俄国人提出建立类似的谅解协约，俄国人接受了，近东、内亚和远东的紧张局势随之结束70，否则日本和俄罗斯是不可能站在同一方的。德国人不仅拒绝英德谅解，而且以威胁手段强迫英法解除协约，结果帮助法国人做到了后者本来想做，但是没有多少可能做到的事情。协约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埃及、摩洛哥、黑海海峡、南满铁路。德国人拒绝协约，意味着它没有具体和有限的目标，斗争必须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结局，换句话说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的和平。 英国人的理想是光荣孤立，不肯直接介入欧洲大陆的纠纷。它宁愿看到德奥同盟和法俄同盟势均力敌，英国处在离岸平衡的最佳位置。参战取胜只是英国人的次优选择，实力均衡才是它的最优选择。法国人巧妙地利用德国人的愚蠢，成功地报复了滑铁卢和色当的一箭之仇。史学界通常称法俄同盟为“致命同盟”71，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同盟义务是刚性和确定的，协约谅解是柔性和不确定的。然而，法国的胜利比法国的失败更悲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仍然是强国。一战胜利后，法国人口已经遭到长平式72的毁灭。名义战败国德国面对老龄化、青壮凋零的法国和支离破碎的东欧，地缘形势比法俄联盟包围的战前更加有利。 英日联盟不是协约，而是联盟。大英帝国保护日本的条约义务，比保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协约义务要强得多，然而日本人利用英国条约义务的能力，明显不如法国人利用英国协约义务的能力。英法协约主要是发挥了保护法国的作用，德奥同盟对法俄同盟的相对优势正在扩大。英日同盟主要是由日本人出力，维护英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世界霸主抽象的保护对新兴国家非常重要，但并不需要英国人付出多少实际上的成本。弱者在不平衡的同盟当中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其实不在同盟条约规定的具体项目中。如果比尔·盖茨喜欢一家餐馆，愿意出十倍价格天天在那儿吃饭，老板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在这位客户付给的十倍价钱，而在闻风慕名而来的无限多新客户。如果老板居然满足于比尔·盖茨按照合同付出的十倍价钱，把精力集中在只有极少数老客户才能品鉴的烹饪技术上，不用极少的烹饪成本和比尔·盖茨的名气吸引大批不懂品鉴的新客户，那他的做法就非常接近于日本的外交风格了。
2. 日本的外交性格
日本人履行条约义务，极端拘谨、诚实、守信，倾向于牺牲条约文字不会写明的政治目标，维护每一个白纸黑字的细节。他们习惯于用同样或类似的标准对待其他各方，因此在坚持文本细枝末节的成本相当高，却并无明显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变通和豁免，二十一条交涉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条约政治影响的潜在利益明显大于文本界定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因利乘便、借力借势，英日同盟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主义的邻居看待日本，大概会觉得他们就是俗语“活人不会让尿憋死”的反面教材，很难克制玩弄和利用的冲动。颠沛流离的流氓无产者看待珍惜信用的匠人，就是这样的感觉，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高度成熟的政治民族善于运用条约背后流动的格局和趋势，仅以条约文本明示的义务和利益为帆索。成绩优秀而经验薄弱的新手不能及时摆脱优等生时代不负决断责任的积习，对明文规定的义务和利益斤斤计较，对载舟覆舟的暗流迟钝盲目，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无产者没有审慎的智慧，却有破坏的本能，没有确定的利益，却有敏锐的感觉，犹如尘沙和碎屑的布朗运动，追随风向变化的速度高于任何有形态组织。霞关（外务省）的领导模式始终属于第二类，以吃力不讨好的奋斗和付出，谋求长期稳定的优等生地位，一旦付出和回报之间的直接反馈遭到破坏，就会立刻丧失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领导能力，像笑话中的医生，觉得病人不按久经考验的教科书生病，严重侵犯了优等生应得的权利。 袁世凯和唐绍仪领导的大清外务部明白日本人有机会做什么，清楚的程度虽然不及黑龙会及其保护的同盟会73，但已经远在桂（太郎）圆（西园寺）内阁之上。袁世凯根据他在朝鲜的经验，觉得庚子后的大清已经像李鸿章时代的朝鲜一样岌岌可危，只有美国人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才能延缓清算。他的锦囊妙计构成了北京职业外交官团体的秘传心法：不惜一切代价将美国人拖进远东体系，制造远东属于拉丁美洲一部分的幻觉，利用弄假成真的疑阵打击优等生谨小慎微的心理弱点。袁世凯老谋深算，不可能不清楚“专使外交”的纯粹礼仪性质和“清德美联盟”的纯粹泡沫性质74；但正因为他老谋深算，才清楚空城计对自己的重要性不逊于裱糊匠对李鸿章的重要性。唐绍仪和顾维钧的成功无法在短期内回馈袁世凯的庙算，却在长期后拯救了袁世凯的敌人75，天命的可畏和人谋的渺小，没有比这更彰明昭著的证据。 日本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放弃了促成亚洲大陆势力均衡体系的最佳机会，也就葬送了自己在一战以后推行离岸平衡的前景，而且正是因为它不能胜任东亚英格兰的使命，才使英国人丧失了继续维持英日联盟的动机。如果头山满、肃亲王、孙文和联省的沙文主义者在适当的机会窗口破坏了袁世凯的拖延政策，日本就会一战以后面临如下的格局：英日同盟的本质是日本负责执行英国的游戏规则，维护远东秩序。相对于条约的政治目标，条约的技术细节只是次要问题。日本人只要实现了英国人的目标，英国人不难事后追认既成事实。德国人和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次制造这样的既成事实，只要没有直接违背条约文本，英国人大都没有反对。日本人在战前的外交风格偏于拘谨，在英国人奉行“条约没有明确禁止就不反对”的黄金时代，采取了“条约没有明确准许就不行动”的政策，没有充分开发英日同盟保护伞造成的机会7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机会就消失了。日本人如果在辛亥前后分割满蒙，造成的后果不会比德国在青岛和英国在新界的类似行动更严重，甚至在凡尔赛会议以后，英国人最初仍然愿意追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放弃，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
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辛亥前后，东亚大陆的大多数政治势力同样不愿意维护大清的遗产。孙文和大多数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要把满蒙赶出长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日亲满疏”。武昌和昆明的中间派同样厌恶“朔方虏骑”，要求建立十八省的联盟。张作霖和肃王主张皇室退回关外，要求日本人提供保护，然而日本人在最有利的时机不肯同意，采取了消极等待列强达成一致的政策。只有袁世凯和庆亲王愿意调和南北，向北京的公使团索取援助。公使团愿意维持东亚现状的主要原因，跟联合国和北约愿意维持阿富汗现状的理由相去无几。这样脆弱和遥远的支持不足以抵抗某一个强邻坚定的破坏，辛亥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大陆在旧国会垮台以后，无法维持中华民国的门面，分裂为滇黔蜀联盟、滇桂联盟、粤桂联盟、粤闽联盟、（孙传芳）五省联盟、（吴佩孚）十四省联盟、两湖联盟、湘粤联盟、直鲁联盟、满洲等小邦和邦联。几个联省共和国和一系列小邦竞相追求日本的友谊，模仿日本的范例发明自己的民族国家。毛泽东受谭延闿和章士钊委托，为湖湘民族主义做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个时代。 张作霖和谭延闿的目标如果实现，东亚大陆势必出现大批朝鲜式的小邦。苏联必然渗透颠覆这些根基不稳的小邦，激起其他各邦的恐惧，会促使冷战格局首先在远东成型。而残余的中国必然像李鸿章时代的大清，不肯停止对旧日属地的干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援助朝鲜，反抗袁世凯（李鸿章北洋系驻朝鲜代表）的跋扈和俄罗斯威胁，获得美国人同情的历史很容易重演。美国的同情心转向遭到苏联和联省威胁的小邦，势必回到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和金玉均时代的组合，倾向于联合日本保护弱者的生存权。在这一系列可能的前景下，英国越想从远东脱身，就越需要强化日本的挡箭牌地位。 日本不可能胜任小庇特和威灵顿的任务77，因为它新造的共同体不可能具备长期共生演化赋予罗马人和英国人的结构性契合。国际秩序是各行为主体宪法秩序的外溢，又反过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宪制。先来者以自己的宪制塑造国际秩序，后来者依靠国际秩序塑造自己的宪制。二者从来就不平等，而且不可能平等。罗马和古典世界的国际体系一起产生和成长，最终继承了体系。英格兰和封建世界的国际体系产生和成长，将其改造为近代国际体系。内部宪制和世界体系产生于同一个生态场，共同基因和共同演化自然形成的契合不是外来者能够学到的。老练的外交传统是契合的自然流溢，跟外交家的聪明才智关系不大。戴季陶后来一厢情愿地宣称：桂太郎其实是隐秘的泛亚主义者和孙文的知己，并不乐见英日同盟产生阻碍中日提携的障碍78。桂太郎素以柔韧著称，不肯轻易出言忤逆客人。弱者容易混淆希望和现实，将客套视为承诺，故而单方面的记录不足凭信。关键在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并不取决于圆滑社交家桂氏，甚至孙文挚友内田良平个人的态度。新一代泛亚主义者久房信之助79、小矶国昭80和后藤隆之助81正在成长，决心实现孙文和宫岐滔天未竟的梦想。
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国族共同体想象乃是边缘文明加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必由之路。泛亚主义在远东兴起，有其演化合理性。东欧的泛斯拉夫主义、近东的泛突厥主义和拿破仑三世的跨大西洋泛拉丁主义在各自的生态位上，扮演了泛亚主义在远东的类似历史角色。只有在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失败以后，小土耳其国族构建才能成功。梁启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念占据了奥斯曼主义的生态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轻的扰动实现东亚的欧洲化。远东各地的绅商改良派、立宪派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这种演化路径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影响最小。列强外交官、日本外务省和大清外务部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收拾条约体系瓦解造成的残局。泛亚主义者和众小民族发明家暂时只能停留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野党的生态位，直到欧洲体系的内溃和列宁主义的挑战给他们创造了绝地反攻的机会。 国民共同体或民族民主国家一方面沿着时间轴成长，取代了国内－国际没有明确边界的封建主义体系或各等级－多实体共治体系，这是世界秩序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沿着空间轴扩展，深化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这是世界秩序的实现。国民共同体从莱茵河以西的狭义西方开始，第一波到达包括东欧和拉美在内的广义西方，第二波到达俄罗斯和近东，第三波到达印度次大陆，第四波到达远东，第五波到达（西园寺）内阁之上。袁世凯根据他在朝鲜的经验，觉得庚子后的大清已经像李鸿章时代的朝鲜一样岌岌可危，只有美国人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才能延缓清算。他的锦囊妙计构成了北京职业外交官团体的秘传心法：不惜一切代价将美国人拖进远东体系，制造远东属于拉丁美洲一部分的幻觉，利用弄假成真的疑阵打击优等生谨小慎微的心理弱点。袁世凯老谋深算，不可能不清楚“专使外交”的纯粹礼仪性质和“清德美联盟”的纯粹泡沫性质74；但正因为他老谋深算，才清楚空城计对自己的重要性不逊于裱糊匠对李鸿章的重要性。唐绍仪和顾维钧的成功无法在短期内回馈袁世凯的庙算，却在长期后拯救了袁世凯的敌人75，天命的可畏和人谋的渺小，没有比这更彰明昭著的证据。 日本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放弃了促成亚洲大陆势力均衡体系的最佳机会，也就葬送了自己在一战以后推行离岸平衡的前景，而且正是因为它不能胜任东亚英格兰的使命，才使英国人丧失了继续维持英日联盟的动机。如果头山满、肃亲王、孙文和联省的沙文主义者在适当的机会窗口破坏了袁世凯的拖延政策，日本就会一战以后面临如下的格局：英日同盟的本质是日本负责执行英国的游戏规则，维护远东秩序。相对于条约的政治目标，条约的技术细节只是次要问题。日本人只要实现了英国人的目标，英国人不难事后追认既成事实。德国人和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次制造这样的既成事实，只要没有直接违背条约文本，英国人大都没有反对。日本人在战前的外交风格偏于拘谨，在英国人奉行“条约没有明确禁止就不反对”的黄金时代，采取了“条约没有明确准许就不行动”的政策，没有充分开发英日同盟保护伞造成的机会7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机会就消失了。日本人如果在辛亥前后分割满蒙，造成的后果不会比德国在青岛和英国在新界的类似行动更严重，甚至在凡尔赛会议以后，英国人最初仍然愿意追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放弃，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
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辛亥前后，东亚大陆的大多数政治势力同样不愿意维护大清的遗产。孙文和大多数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要把满蒙赶出长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日亲满疏”。武昌和昆明的中间派同样厌恶“朔方虏骑”，要求建立十八省的联盟。张作霖和肃王主张皇室退回关外，要求日本人提供保护，然而日本人在最有利的时机不肯同意，采取了消极等待列强达成一致的政策。只有袁世凯和庆亲王愿意调和南北，向北京的公使团索取援助。公使团愿意维持东亚现状的主要原因，跟联合国和北约愿意维持阿富汗现状的理由相去无几。这样脆弱和遥远的支持不足以抵抗某一个强邻坚定的破坏，辛亥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大陆在旧国会垮台以后，无法维持中华民国的门面，分裂为滇黔蜀联盟、滇桂联盟、粤桂联盟、粤闽联盟、（孙传芳）五省联盟、（吴佩孚）十四省联盟、两湖联盟、湘粤联盟、直鲁联盟、满洲等小邦和邦联。几个联省共和国和一系列小邦竞相追求日本的友谊，模仿日本的范例发明自己的民族国家。毛泽东受谭延闿和章士钊委托，为湖湘民族主义做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个时代。 张作霖和谭延闿的目标如果实现，东亚大陆势必出现大批朝鲜式的小邦。苏联必然渗透颠覆这些根基不稳的小邦，激起其他各邦的恐惧，会促使冷战格局首先在远东成型。而残余的中国必然像李鸿章时代的大清，不肯停止对旧日属地的干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援助朝鲜，反抗袁世凯（李鸿章北洋系驻朝鲜代表）的跋扈和俄罗斯威胁，获得美国人同情的历史很容易重演。美国的同情心转向遭到苏联和联省威胁的小邦，势必回到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和金玉均时代的组合，倾向于联合日本保护弱者的生存权。在这一系列可能的前景下，英国越想从远东脱身，就越需要强化日本的挡箭牌地位。 日本不可能胜任小庇特和威灵顿的任务77，因为它新造的共同体不可能具备长期共生演化赋予罗马人和英国人的结构性契合。国际秩序是各行为主体宪法秩序的外溢，又反过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宪制。先来者以自己的宪制塑造国际秩序，后来者依靠国际秩序塑造自己的宪制。二者从来就不平等，而且不可能平等。罗马和古典世界的国际体系一起产生和成长，最终继承了体系。英格兰和封建世界的国际体系产生和成长，将其改造为近代国际体系。内部宪制和世界体系产生于同一个生态场，共同基因和共同演化自然形成的契合不是外来者能够学到的。老练的外交传统是契合的自然流溢，跟外交家的聪明才智关系不大。戴季陶后来一厢情愿地宣称：桂太郎其实是隐秘的泛亚主义者和孙文的知己，并不乐见英日同盟产生阻碍中日提携的障碍78。桂太郎素以柔韧著称，不肯轻易出言忤逆客人。弱者容易混淆希望和现实，将客套视为承诺，故而单方面的记录不足凭信。关键在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并不取决于圆滑社交家桂氏，甚至孙文挚友内田良平个人的态度。新一代泛亚主义者久房信之助79、小矶国昭80和后藤隆之助81正在成长，决心实现孙文和宫岐滔天未竟的梦想。
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国族共同体想象乃是边缘文明加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必由之路。泛亚主义在远东兴起，有其演化合理性。东欧的泛斯拉夫主义、近东的泛突厥主义和拿破仑三世的跨大西洋泛拉丁主义在各自的生态位上，扮演了泛亚主义在远东的类似历史角色。只有在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失败以后，小土耳其国族构建才能成功。梁启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念占据了奥斯曼主义的生态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轻的扰动实现东亚的欧洲化。远东各地的绅商改良派、立宪派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这种演化路径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影响最小。列强外交官、日本外务省和大清外务部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收拾条约体系瓦解造成的残局。泛亚主义者和众小民族发明家暂时只能停留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野党的生态位，直到欧洲体系的内溃和列宁主义的挑战给他们创造了绝地反攻的机会。 国民共同体或民族民主国家一方面沿着时间轴成长，取代了国内－国际没有明确边界的封建主义体系或各等级－多实体共治体系，这是世界秩序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沿着空间轴扩展，深化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这是世界秩序的实现。国民共同体从莱茵河以西的狭义西方开始，第一波到达包括东欧和拉美在内的广义西方，第二波到达俄罗斯和近东，第三波到达印度次大陆，第四波到达远东，第五波到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边缘地区产生国民共同体的塑造运动，标志着西方化冲动的产生和长期革命的开端。国民共同体塑造的成功就是西方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证书，标志着西方化或近代化的完成或长期革命的结束。尽管各边缘地区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它们和狭义西方的差异，但它们事实上能够选择的共同体建构都非常相似，强烈暗示这些路径在数量上本来就是有限的，大体上没有超出泛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模式。 泛民族主义希望以共同文化或语系为基础，打破现有的各邦国边界，建立更大的共同体，例如拉丁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图兰主义、泛蒙古主义、泛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对南洋和全世界汉语系社区推行的泛华夏主义。大民族主义希望以现有的多元一体帝国为基础，将不同文化或语系的帝国各邦臣民整合为国民，同时放弃帝国边界外的共同文化或语系居民，例如哈布斯堡爱国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奥斯曼主义和梁启超为他希望的大清继承者－中华帝国设计的中华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希望以方言或地方民俗文化为基础，建立接近欧洲规模的国族，解散转型成本过高的帝国，升级转型成本不高的部落或小邦，例如哈布斯堡的捷克民族主义、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奥斯曼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大清帝国的满蒙藏民族主义和粤吴湘桂地方主义、日本帝国的韩国台湾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比泛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更接近亚稳态，也就是说前者不容易演化成后两者，而后两者很容易演化成前者。多元一君的大清帝国转型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暂时实现了奥斯曼主义的模型，但泛亚主义、泛蒙古主义、泛图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各种小民族主义的挑战并不因此终结。
5. 远东病室与拉美摇篮
大英帝国审慎而冷静地评估了十九世纪落日余晖下的世界格局，断定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觊觎目标都是具体和有限的，可以在现存体系内达成谅解。只有德国的野心不在具体利益，而在改变国际体系本身。英国人在1904年解决了上尼罗河和摩洛哥的悬案82，1907年解决了内亚-印度的大竞技83，1911年交割了远东的代理权。战争尚未爆发，德国已成釜底游鱼。民国尚未成立，条约体系已经为它制定了太上宪法。条约体系尊重所有各方的历史权利，实际上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满意。大清既然是多元体系，民国就必须以维持现状为起点。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的原则，耐心等待大清遗留体系的自然演变产生符合欧洲国际体系需要的政治共同体。各省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税收，不断发动兼并邻省和抵抗邻省兼并的战争，只有它们才具备履行协议、偿还贷款的责任能力。袁世凯、段祺瑞和吴佩孚企图逆转解体的趋势，结果适得其反。 他们的失败并不比伊图尔维德和玻利瓦尔的同类失败更不正常，毋宁说反映了共同体构建难度阈值的固有规律。拉丁美洲最初的精英同样以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和泛拉丁主义者为主，企图继承波旁副王行政区域，甚至扩大到界外拉丁亲邦，然而过高的成本和自然纽带的缺乏瓦解了墨西哥帝国和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产生了土豪和民兵维持的一系列小邦。两者的差异不仅在领土大小，而在宪法秩序的根本不同。墨西哥和新格林纳达副王辖区的继承者不得不负担凡尔赛式的宫廷政治和塞维利亚式的官僚制度，为此必须像它们的法兰西和西班牙原型一样牺牲财产与自由的原则。解体发挥了自然甄别和降低阈值的作用，土豪共和国除了独立战争退伍军人抚恤金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开支。门罗主义设置了免疫隔离线，斩断了欧洲列强利用泛拉丁主义引进高烈度战争的企图，保护了这些幼弱的共同体度过最敏感的发育期，通过自然演化产生符合民情民德的宪制。 西班牙波旁王朝以总督制或副王制管辖美洲核心地区，副王领地在宪法制度上是一个完整的吏治国家。副王服从西班牙国王，但并不接受其他副王或领地的节制。副王领地的绅士习惯于将领地视为一个准邦国，将其他领地视为外邦。斯图亚特君主治下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大清皇帝治下的朝鲜人和蒙古人也是这样相互看待的。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的正统王室，用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原则打击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强迫西班牙人接受波拿巴家族的约瑟夫做他们的君主，导致了半岛战争和英国人的干涉。皇家海军切断了欧洲和西班牙美洲的交通线，西班牙美洲的绅士拒绝接受法国人支持的政府，导致了美洲各领地的独立。最初的独立政权直接继承了各领地的版图和制度，由教会、军队和绅士组成联合政府。墨西哥帝国继承了墨西哥领地，包括今天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大哥伦比亚继承了新格拉纳达领地，包括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墨西哥各阶级推举伊图尔维德为墨西哥皇帝，新格拉纳达各议会推举玻利瓦尔为护国公，都含有尽可能保存旧秩序，避免共和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义。然而失去了西班牙的秩序输出以后，遗留的官僚机构超出了新帝国的负担能力。 这些国家最初像袁世凯一样，依靠欧洲贷款维持中央政府的门面和文武百官的开支，很快就在一系列军事政变当中瓦解。玻利瓦尔幸而主动引退，得以保全令誉，在计划前往欧洲的途中，得到了继承人苏克雷遇刺的消息。伊图尔维德不肯体面引退，死于军事政变。他们的国家落入地方军阀手中。军阀依靠土豪和英国人维持廉价统治，地方治安由庄园主和教会免费维持，国家开支由英国商人的关税维持，国家安全由皇家海军负责。英国人的仲裁保障了各军阀相互承认，维护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利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保障了欧洲列强不能利用军阀战争为自己谋取利益，严厉制裁了拿破仑三世和马卡西米利安对美洲保护区的挑战84。否则胡亚雷斯85或卡列斯86在法国人或英国人面前的地位，比张作霖或陈炯明在日本人或俄国人面前的地位脆弱得多。哥斯达黎加或乌拉圭这样的分离主义政权需要几代人的安全环境，才能培养出新的民族认同和建国神话。割据政权建立初期，居民的认同比爱沙尼亚和波兰更加薄弱。 远东条约体系最初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在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毛泽东热爱湖南独立的时代，一度颇有可能产生谭延闿和陈炯明的土豪共和国，经过几代人的自发演化形成一系列类似韩国、新加坡、槟榔屿和缅甸的小邦。然而，远东的免疫隔离线只维持了二十年。土豪共同体尚未成熟到足以自卫的阶段，就遭到外来颠覆势力的扭曲和铲除。列强共同保护体系的政治道德和责任能力一开始就不及合众国在美洲行使的单边仲裁权，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美洲摇篮预示了未来威尔逊体系的东升旭日，远东病室只能仰仗十九世纪势力均衡体系的残余爝火。美国单边主义的政治逻辑蕴涵了罗马及其天命，欧洲国际体系的历史命运从属于混合宪制的“新陈代谢”87。
四、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策源地
本节引言：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极少数，但德国情报机构的支援使他们获得了发动政变必须的资源。俄罗斯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推翻了沙皇，企图建立议会民主制，但议会多数派的选民既缺乏组织的联系，又缺乏斗争的决心。十月政变证明组织力量比人数多少更加重要，组织严密、行动坚定的少数人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盘散沙、心慈手软的多数人。列宁主义革新的组织模式迅速向全世界扩展，在组织力量比较坚强的欧洲受挫后，自然转向组织力量更加薄弱的远东。
1. 德国和列宁的交易
德国情报部门早在战前就掌握了俄国流亡者各派的政治倾向，知道布尔什维克比德国更希望沙皇失败。他们的线人帕尔乌斯不仅给列宁提供了金钱资助，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思想催化剂的作用88。例如是他首先告诉列宁：尽管目前无产阶级渴望利用国家机器对抗资产阶级，但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取国家机器，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工人和国家对抗的局面，结果现实的无产阶级政权注定要建立在永久专政的基础上。十九世纪的积习最初还不允许德国人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颠覆兄弟王朝，但战争的痛苦使Fair Play变得更像奢侈品。1915年以后，战争陷入僵局。德国人的情报活动渐渐从传统的搜集军事资料转向颠覆皇室和瓦解军心的政治活动，很难说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到底是谁在利用谁89。列宁激烈好斗的失败主义态度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内并不得人心，但他的同侪最初没有怀疑他和德国人有关系。甚至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后，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还说：“他的纲领当时遭遇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嘲笑。大家觉得（他的）纲领竟然会如此荒诞不经和凭空臆造。”90克伦斯基91声称这种脱离现实的老流亡者毫无威胁，很高兴向他的朋友表演宽容：“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什么都不了解，他通过自己狂热的眼睛观察一切，在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多少帮他认清既成形势的人。”92德国外交部档案在二战末落入英军之手，列宁和德国参谋总部的交易内容93才渐渐泄露。 俄罗斯自由派和社会党主流派没有认真对待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的交易，因为他们习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认知框架理解自己的地位。他们盲目地相信革命护国主义具备最大的动员效果，只有社会边缘人才敢肆无忌惮地鼓吹失败主义。他们相信革命的危险只会来自拿破仑，只有担任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才有资格蒙受嫌疑。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团体以嗜好争辩和不负责任著称。论行动能力，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领先94。论社会影响，利沃夫的地方自治派领先95。列宁的两大纲领—单方面停火和工兵苏维埃执政—看上去纯属“拆烂污”（苟且拆台），符合毫无希望的空谈家需要。今人视为列宁主义核心的特征，即超级国家和统制经济，在当时根本不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能力范围内。在鲁登道夫的时代，谁都不会相信任何类似巴黎公社的组织能够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德国军方和大企业家携手，建立了严密高效的战争计划经济。俄国自由派和实业界合作，建立了比沙皇政府规模还要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社会党人照例嘲笑反动资产阶级和反动政权的亲和力，自己却照例提不出替代性方案。列宁毫无原则地剽窃了阶级敌人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用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取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畸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是说空话的懒人，大多数列宁主义者是不知疲倦的恶棍。克伦斯基把列宁当成了前一种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这种人。
2. 列宁主义以俄罗斯为宿主
全世界都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只有英国人能够依靠全球金融和海运体系，部分抵制战时社会主义的威胁。只有美国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当中，能够自然而然地维护立宪政体。总动员、劳动力分配、粮食管制、护照制度、军事工业物资统筹付诸实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了一半。整个国家变成军事后勤部门。协约国只是在程度上落后于德国、而非性质上不同于德国。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军火工人工会和拥军协会比政府强大得多，已经处在随时可以对政府发号施令的位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要掌握在十月党人（右翼或体制内自由主义者）和体制内企业家手中。工会主要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拥军协会主要掌握在地方自治派手中。他们如果停止供应物资，政府和军队立刻就会垮台。沙皇倒台后成立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就是这三派和左翼（体制外）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的联合，地方自治派的李科夫任总理。沙皇没有意识到，他在1916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战争一旦结束，复员军人就会等于大多数劳动力。军人抚恤制度自动转化为全民福利和就业保险，公民战士权利自动转化为普选制。混合宪制土崩瓦解，鼎之轻重可问。王冠落地，有产阶级元气大伤。希腊城邦的全民民主和全民战争在近代技术的支持下，以民族国家的放大版本卷土重来。英国式混合政体一度隔绝的群众政治、僭主政治和凯撒主义以世界规模上演，将希腊和春秋转化为罗马和战国。多党体系虽然形式上仍然存在，但政策主导权已经转入社会民主党手中。 战前的保守派、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都在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上追随自由派，尽管后者在议会内经常是少数党。战后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在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上追随社会民主党，尽管后者在议会内经常是少数派。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仍然不同于列宁主义，原因在于混合政体遗留的司法独立和群众政治加强的多党制。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竞争取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战后的自由主义日益沦为民主主义的附庸和助手。民主主义时代的文明创造力不及自由主义时代，但仍然强于纯粹寄生性和消耗性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制度和技术都以德国战时体制为蓝本，只有先锋队政党对全社会和全世界的战争权力（包括抢劫权力）是它的独创和力量。文明没落最后阶段的流寇主义，借助文明盛期累积的资源，以列宁主义的外貌出现，犹如病毒依靠宿主的蛋白质和生产机制。 列宁主义是基督教西方文明第一种只能依靠宿主生存的DNA，与以前的各种只是创造机制、方式和成效有异的模式都不同。猛兽吃掉猎物，会产生同样或更加复杂的有机体。病毒吃掉宿主，就只能在毁灭和传染之间做出选择。俄国社会党人一开始就明白列宁主义的自杀性，却没有看出自杀性正是它的力量所在。他们不自觉地浸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为布尔什维克必然会挤干俄罗斯的橘子而自我毁灭，无怪乎遭到列宁的蔑视和嘲笑。牛羊的资源主要用于消化和生产，猛兽的资源主要用于消化、捕食和生产，病毒的资源主要用于分解和传染。列宁主义本来就视俄罗斯为外国和宿主，世界革命的导火索本来就应该为火焰的蔓延而烧光自己。列宁主义如果不是世界革命，就什么都不是。它的使命就是汲取和毁灭所有不能抵抗侵袭的物种，这正是大自然交给病毒的使命。
3. 布尔什维克大洪水
俄罗斯社会的崩溃给所有组织提供了廉价争取群众的巨大机会，原本只有数千名小报读者的政治俱乐部可以在几星期内突然拥有数百万党员。如果仅仅计算选票，切尔诺夫派社会革命党似乎已经拥有俄罗斯半数以上的人口。然而，廉价的数据只能反映廉价的支持。如果从组织力量（干部队伍、资金流和行动网络）看，切尔诺夫派的真正实力仅仅是稍微超过“崩得”（犹太社会民主党）派。他们的政纲能够讨好占俄罗斯人口八成的农民，造成了威震天下的幻觉，但这些分散的选民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将支持的意向转变为实际的资助。他们的领袖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没有长期经营宗教组织、军事组织和地下组织的经验和能力，仅仅因为自己能够在安全的辩论中战胜和羞辱实干家，就以为自己在不择手段的暴力和颠覆活动中同样能够胜出。 立宪民主党的真正实力跟社会革命党相伯仲，但缺乏民粹主义的纲领，因此表面上似乎突然变得弱小了。保守派的真实力量比他们更强，但由于民主的形式不能浮现在水面上。大多数选民是分散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信服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普选会产生他们喜欢的政党多数派，但他们最缺乏组织能力，他们支持的代表能动嘴不能动手。顿河哥萨克、士官生和人民联盟（大俄罗斯主义者96）有组织能战斗，但没有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后来构成白军或志愿军的骨干，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一样讨厌民主选举。自由派、民主派、温和社会主义派的代表在选举中占尽上风，但在内战中斗不过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或保守派组织。民族分裂派的力量虽小而集中，在其局部地区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力量。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力量只比他们稍稍软弱一点，由于同样的理由无法体现在立宪议会选举中，一旦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就比他们强大得多。民主派各党、自由派各党和保守派实力如果能够认清真实的力量对比，迅速实现有效的整合，他们跟德国-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力量对比，就会大致相当于俄罗斯帝国和中欧同盟国的力量对比——俄罗斯一方处于弱势地位，但不是一败涂地的绝对弱势。 然而，俄罗斯共和国的宪制与社会是脱节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立宪会议采取单一民主普选制，只能反映人数，不能反映组织力量。议会多数派没有组织力量和战斗力，强组织在议会中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少数派自然不要民主要斗争。多数派被单纯的数人头游戏误导，意识不到自己和自己的选民多么不堪一击。从宪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帝国不应采取极端民主制。如果议会根据各等级和社会团体选举，强组织就能在议会当中获得足够的代表，以致于不值得走暴力斗争路线。一盘散沙的多数人不会掌握几乎所有议席，但仍然足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简单多数。此种情况下，俄罗斯主流政党不能根据正式程序认知真实力量，忽视了体制外的所有因素，把全部精力用于相互斗争，全都陷入了孤立和脆弱的绝对劣势。 只有列宁、米留科夫97、科尔尼洛夫98和邓尼金99在七月以后就认清了形势，民主而统一的俄罗斯纯属梦呓。听之任之，就无法阻止俄罗斯的自然解体；“拧紧螺丝钉”，就不可能不采取不民主的手段。列宁和邓尼金都相信，问题只在于哪一方先下手为强。克伦斯基、唐恩和切尔诺夫却摆脱不了文人积习，以为口头说理胜利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把宝贵的机会窗口用在各种代表会议上面，徒然拥有当时最高的民意支持率，反而表现得不堪一击100。里加陷落101和大顿河军独立102，预示了大俄罗斯帝国遗留版图的崩溃。科尔尼洛夫兵变和十月政变，预示了志愿军和红旗军的血战。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的空谈误国和畏首畏尾，预示了立宪会议的下场。布尔什维克水兵驱散立宪议会，标志着民主俄罗斯的法统胎死腹中。失败者请求协约国援助，因为列宁主义不仅仅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是毁灭文明基础的洪水，然而徒劳无益。 布尔什维克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因为洪水就是未来的潮流。协约国和德国为战争胜利而牺牲自由社会基本原则的种种措施、协约国的绥靖主义和德国的机会主义都是这洪水的一部分，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的红色恐怖只是洪水首先淹没的下游沼地而已。俄罗斯只比德国先灭顶片刻，法国人的鼻孔也仅仅刚露出水面。大洪水发挥了有效的甄别作用。国家的格式化越彻底，社会的瓦解就越惨烈。反之，土豪的小共同体越强大，产生新秩序的功能就越有效。德国的计划专家粉碎了太多的自组织资源，以致于南方的天主教小邦都未能发挥防波堤和水密舱的作用。保守落后的波兰地主和波罗的海贵族正因为甚少经历进步的解构，才保留了封建自由一脉相承的自组织力量，不仅在俄罗斯轧路机面前保卫了自己的独立，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洪水面前保卫了欧洲文明。
4. 列宁主义进入远东宿主
华沙战役前，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列宁的班底中，外国人比俄国人更多。他们都没有打算在挤干的橘子和烧尽的导火索俄罗斯度过余生，社会主义计划的最完美原型德国才是世界革命的预定和天然中心。如果列宁得到中欧的资源，世界的命运将是难以想象的。波兰在1920年代阻止了布尔什维克赤化全欧的计划，在1980年代打破了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在这两个关键时刻，都以天主教为民族凝聚力量，扭转了历史路径。（而德国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社会科学，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培养基。）布尔什维克在1923年以前损失的机会窗口，以后再也无法弥补了，甚至在二战的窗口期都无法弥补，因为预定的宿主已经有足够时间产生抗体。充满了休·盖茨凯尔（Hugh Todd Naylor Gaitskell）和志愿军老兵的新一代社会党人，不再像克伦斯基时代的前辈那样盲目和缺乏免疫力。布尔什维克二十年代在中欧和北欧的盲目和自信像一面镜子，反衬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空疏和软弱，因为共产国际渗透和劫持瑞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就是布尔什维克对待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所用策略的经验总结。 达尔文系统不会浪费资源，猎物和捕食者的组织复杂度和适应能力大体在同一数量级上。边缘地区的历史发展比较慢，社会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低。因此中心地区的失败者，在边缘地区往往就是征服者。欧洲的猎狗，对澳洲的动物来说比老虎还可怕。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真实涵义：达尔文系统的秩序生产和输出从来不是均衡的，时间箭头和空间箭头都是不可逆的。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理论、德国总参资助“人民委员会”的硬通货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同样反映了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捕食者输出。共产国际对欧洲的逆向输出遭到失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失败者转向远东和外围殖民地，同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远东的斗争不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而是西方文明失败者、变异品种和颠覆者逃离主战场的长征。从秩序中心看，避强就弱只是逃亡者从失败到灭亡的中间环节。庞培党人在罗马和希腊失败后，只能掀起埃及和西班牙的内战。埃及降虏“龙战于野”的幻想，其实只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的一段插曲。皇家海军的逃兵和逃犯征服东方土著的大君和英雄，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只是在世界秩序追上他们以前，在即将消失的化外之地享受一段借来的时光而已。 东向转进最初甚至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刻意策划，而是达尔文系统对布尔什维克四处播种的无声裁决。西伯利亚局、远东共和国、浩罕苏维埃政权、塔什干图尔克斯坦共和国、外高加索共和国、瑞典和芬兰赤卫队、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本身都是兄弟单位，成败利钝全看各人的造化。结果欧洲各分队全军覆没，中亚各分队没能越过俄罗斯帝国的旧疆。只有远东分队不仅越过了俄罗斯帝国的理论边界，而且在其实际边界之外招兵买马，激起的抵抗明显低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只有非洲孤儿（或者说反殖民主义的唯一胜利者）阿比尼西亚才能相比。列宁作为敏锐的机会主义者，已经依靠廉价出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甚至同党最珍视的原则，战胜、吞并和抹黑了这些教条主义者，不出所料地迅速得出结论：“中国处在鼎沸状态，我们要让它继续沸腾。”103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角度看，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华民国一直在竭力驱逐自己的教师和牧羊犬。他们维护这个三心二意的外人，远不如维护嫡系殖民地积极。如果黑社会和狼群比教师和牧羊犬更善于锁定对象，工作更加积极和主动，一点都不会令人惊讶：法外人为自己的生命奋斗，警察只是为自己的薪水工作，这完全符合世界的法则。
#第一章 完#
1 《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 2 这里所谓的蛮族是文字和文明产生以前，通过尝试－错误－甄别积累形成部落行为模式和规则库。 3 参见奥威尔的文章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4 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十二伟业。Augeas是Elis的国王，他的牛圈the Augeanstable三十年不曾打扫。赫拉克勒斯说如果他答应将牲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回报给他，他将在一天之内打扫完牛圈。奥吉亚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就答应他了。赫拉克勒斯拆掉牛圈两边的围墙，引来阿尔甫斯河和泊涅俄斯河的河水，将牛圈积累的污垢一扫而空。 5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曾为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太平洋学会成员，对“伟大的中国革命” 的正面评价贯穿于他的著作。 6 指伪装成普通人，但实际上承担着中共组织安排的任务的人。刘仲敬认为中国历史学者杨奎松、沈志华等的著作看似中立客观，实则利用对史料的巧妙剪裁和引导性的诠释将史事往有利于官方的方向解释。 7 中共官方喜欢声称自己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实际上他们在当时高度依赖苏联，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详见本书正文。 8 “内敛、谨慎、大度、敏锐且足智多谋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在1943年6-7月，罗荣桓果断地抓住时机，巧妙地利用了国军驻鲁的于学忠部与驻皖的李仙洲部对调之机，采取了欢送前者、阻击后者的策略，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前者的防地，打通了从滨海区(日照至汪柘一线)至津浦线的商路。与此同时，山东分局财经委在薛暮桥的鼓励下，展开第二次“排(斥)法(币)”运动，把滨海区盛产的海盐运到内地销售，以吸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屏护自己的 “北海币(或称北票)”，还把行政手段与经验杠杆结合起来，建立“北票区”，再以北海币及北海银行的信贷控制了辖区内棉花、花生油和盐生产与销售过程。 这三样产品不仅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是日本占领军所亟须的，还是日本工业生产中的关键性原料。此时日本政府正倾全国之力于太平洋战场，无暇顾及山东，日本占领军当局派日本商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商部门接洽，商讨这些产品的交易问题。由于日本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掌握主动权的中共不仅能够获得包括武器在内的禁运品，而且还可以调节北海币与法币、伪币之间的汇率，克服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把对外贸易(指与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变成自己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解决根据地的就业问题，让根据地内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于国民政府控制区。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故而出现经济繁荣、愈战愈强的局面，其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在日本投降后进军东北并迎接新四军北上入鲁。”赖小刚：《抗战期间中共在山东的崛起》 9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尹骐：《潘汉年的特工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第162页 10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最初是长江局的分支，1938年改称东南局。皖南事变后，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上海的地下工作，属于以上机构的工作范围。 11 沈鸿烈是国民党任命的山东省主席，韩德勤是国民党任命的江苏省主席。 12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后的饶漱石》，《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第436条注释中：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和华中局，是上海地下党在抗战后期的直接领导。 13 参看基辛格《大外交》第四章《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65页 14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非主要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进行维持，而主要依赖于其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占有，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从而使大众接受着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他把政治社会比作外围的堑壕，而市民社会如同其背后牢固的防御工事，国家机器容易被摧毁，稳固、复杂的市民社会则难以突破。如果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没有获得一种自觉的和历史的意识，就无法成功地进行革命。因此，为了建立一种新社会，就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文化，从而塑造一种“新人”。 15 普莱斯（Francis Place, 1771-1854）英国激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起初是一名普通工匠，后来成为一名裁缝店主。在对法战争期间，他坚持领导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坚持议会选举运动。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为商人和小业主，而非劳工阶层。在1830年代初期的议会改革运动中，普莱斯成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包括了大量工人阶级会员的全国政治协会，对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实现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6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2-1835），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他的激进思想以传统主义和宪政主义为核心，主张通过温和政治改良变革“腐败的旧制度”，引导劳工大众放弃地下密谋支持激进主义，从而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发展和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现。 17 “山岳党”（Montagnards）是法国大革命中在国民公会上坐在左边最上方的极端民主派，一度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力量，他们利用雅各宾俱乐部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掌握了各市区和郊区，又依靠市政府掌握了起义组织。 18 乔·希尔（Joe Hill, 1879-1915），瑞典籍流浪者，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一个激进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成员，罢工歌曲作者。1914年1月10日晚上10点，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发生一起凶杀案，案发当晚，希尔彻夜未归（他借宿在朋友家），衬衣上沾满了血，去找医生寻求治疗，医生通报了警察局，于是他被逮捕、指控。1915年6月27日，陪审团决定希尔的谋杀罪名成立。11月19日，希尔被执行了死刑。在后来的左派宣传中，他被塑造为殉难者。 19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装饰艺术设计师、文学家、社会主义者、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批判传统的继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罗斯金和卡莱尔的社会批判的逻辑发展而接受下来。著有《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纲要》等。 20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主张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应当依靠国家帮助发展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而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才能实现。马克思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21 休·盖茨凯尔在50年代末提出工党现代化。工党的“现代化”核心是把工党从一个以工会运动为主的政党改造成以选举运动为主的政党。可参见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1906-1963）的自传The Challenge of Coexistence。 Confessional Catholic Party（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的母体）参见Gerard, Emmanuel (2001). The Emergence of a People’s Party: The Catholic Party in Belgium, 1918–1945. Christian Democracy in 20th Century Europe. Böhlau Verlag. 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党的独立，参见Ford, G. Constructing a regional identity: the Christian Social Union and Bavaria’s common heritage, 1949-1962 22 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是北爱尔兰独立运动中的一体两翼组织，新芬党是争取北爱尔兰并入爱尔兰的天主教人口为基础的政党，爱尔兰共和军则是相应的暴力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件。 23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美籍德裔犹太人，政治哲学家，致力于通过解读古典政治哲学批判“现代性”（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施特劳斯生前在学界处于边缘地位，而其众多门人在里根、老布什时期进入美国政府重要部门。评论认为，他们推动了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行军事打击。本世纪初以来，在刘小枫及甘阳等人的极力引介之下，中国知识界里出现了“施特劳斯热潮”，不少学人通过对施派的扭曲诠释，发展出一套拒斥普世价值、间接为中共统治进行辩护的理论。 24 这一派的公式就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离不开美国的霸权，在美国以外可以暴力推行民主。新保守主义从他这里吸收了美国传统缺乏的现实政治观，体现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25 指打破一切规则下限的“革命”行为，如列宁通过抢劫运钞车、绑架勒索筹集革命资金，通过逼迫农民交出“余粮”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派水兵驱散立宪会议解决布尔什维克竞选失利问题。 26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德国亲纳粹的法学家、政治思想家。他将政治的标准界定为敌人与朋友的区分，主权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做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决断，做出在不同信仰之间的决断。主权者有“法外之权”，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例外状态/非常时期）。201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施米特热潮”。 27 帕森斯对韦伯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将韦伯对现代文明的悲观诊断简化成一种文化决定论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乐观肯定，代表了韦伯诠释的一种典范转移。参见顾忠华：《韦伯诠释的范式转移与韦伯学研究》，载《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8页。 帕森斯忽视了韦伯的黑暗面，强调权力意志和现实政治的一面，体现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实际上暗示除非国家干预和种族清洗，无法保全日耳曼人在东欧的遗产，同时明示如果没有贵族和等级制度，孱弱的自由主义很快就会失败。他坚定地否认空间狭窄的德国可以适用美国经验，更不用说将美国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帕森斯将韦伯解释成如何在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而且试图发现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理论，实际内容是要将美国特殊性变成普世规律。 28 “中国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没有遇到那个时候的强有力政治人物，这使得我们后来跟毛泽东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的的确确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我们可以说中国首先解决的是政治领袖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哪一种宪政。……所以中国重新成立政治共同体，所谓的宪政就出来，所以《宪法》就是由这样的党来治理的。”刘小枫在2013年4月19日“凤凰网读书会”第133期讲座“中国——讲故事或以梦为马”上的发言，http://book.ifeng.com/dushuhui/wendang/detail_2013_05/10/25169513_5.shtml 29 “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出自诗人吉普林，针对的目标是美国占领菲律宾，意思是帝国主义非但不是牟利，反而是针对落后地区的利他主义行动，为了给后者提供起码的文明和秩序，帝国主义者需要牺牲本国宝贵的生命和财产。戈登将军和利文斯顿博士为了拯救黑奴，都死在非洲，是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英雄的典范。他们如果仅仅为了牟利，为什么不跟奴隶贩子分红呢？葡萄牙人和巴西帝国就是这么做的。英国政治家也普遍认为，占领贸易口岸以外的内地，经济上得不偿失，但戈登将军壮烈牺牲造成的民意，迫使他们不得不占领内地，肃清奴隶贩卖者的政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说，黑人是我兄弟，但我是兄长，也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含义。 30 维也纳体系由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召开）建立。此次会议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主导下，按照正统原则恢复被拿破仑破坏的秩序，重整欧洲版图，确保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这一体系保证了欧洲三十多年的和平。 31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热衷于讽刺“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陈腐”。 32 Elliot’s proclamation of 2 February 1841 33 香港于1843年设立了行政局及立法局，设有当然官守议员及委任官守议员，但没有代表居民的议席。1850年，港府首次委任两名商人加入立法局，成为非官守议员。 34 “功能界别”选举制是社会各个职业的代表在公职选举中行使投票权的制度。“功能界别”的理论基础是政治行会主义。行会是欧洲封建制下的产物，多元的行会体系反映了商业社会的阶层结构。在行会内部，对于代表资格和发言权的界定不是按照现代民主的“一人一票”模式进行的，而是由行业领导者决定。 35 Scott,Ian: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54-61,pp.106-107 36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6-87页；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37 1853年9月，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以后，清政府失去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1854年7月17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执行部门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书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还设有法院、监狱等机构，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 38 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接替巴富尔继任英国驻上海领事。与美、法两国同上海道签订关于上海海关协定，由美、英、法三国领事派员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掌管上海海关。咸丰四年，成立工部局。 39 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后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依照中原王朝传统制定仪礼制度，加强大汗的权力与中央集权，使蒙古帝国的宪制发生了变化。 40 第四代克拉林敦伯爵（George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 1800-1870），历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1833-1839）、掌玺大臣（1839-1841）、贸易大臣（1846-1847）、爱尔兰总督（1847-1852）、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1868-1870）。 41 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42 《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租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 43 “1865年，工部局颁布董事会章程，规定：（1）董事会产生后在开展各项业务之前，首先要在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当年的总董和副总董；（2）董事会定期会议应在每月第一艘英邮轮开出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9时召开；（3）总董必须在规定开会的时间最迟不超过15分钟时主持会议，进行议程；（4）如总董在规定开会时间15分钟后尚未到场，即由出席会议的副总董主持会议，如副总董也未到场，由出席会议的董事推举一名会议主席主持会议；（5）董事会每次开会时应考核董事出勤情况；（6）总董有权在任何时间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如有3名董事向总董提出申请，亦可召开特别会议；（7）董事会每次开会时，每项动议不论是原始议案还是修正案，一经有人附议，即应写成书面动议，由动议人签字后，交给总董；（8）董事会会议对于修正案的议事规程如下：董事可提出任何数目的修正案，在所有修正案提出后，会议主席即将修正案提付表决。表决的程序是后提出的先表决，一直到某项修正案被通过，或所有修正案被否决为止。任何修正案被否决并不意味着其所修正的动议案自行通过。这些提案，不管是原始提案还是修正案，都应提交董事会会议予以通过或否决。” 《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租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 44 秦元章，《废除刑讯议》，转引自徐家力编《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45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46 南明弘光政权在清军南下的紧要关头不知所措，忙于内讧，自掘坟墓。 47 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年第142号，外交部档案17/70。转引自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985年2月第一版，第237页 4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6章12、13节“九月十八日，僧格林沁在张家湾设置埋伏；巴夏礼和其他人员成为俘虏；盘问和虐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第1版，第654-656页 49 麦考莱描绘苏格兰高地人的性格：“高地人作为一个民族，只要继续维持其特殊政体，在军事方面跟欧洲其他民族相比，就自有其特殊的优势和劣势。他们个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身体上，都非常适应战争，尤其是家乡不毛之地的战争。他勇敢、强壮、会水、耐饥、耐寒、耐劳。他攀登陡峭的山崖，穿越险恶的沼地，犹如法兰西王家部队踏上凡尔赛到马里的大路。他用惯武器，见惯鲜血。他刀剑娴熟，枪法如神，参军以前，就不止是半个军人。盖尔部落容易训练成步兵团，正如个人容易训练成士兵。只是军事组织必须符合族长制。上校必须由酋长担任，少校必须由酋长的叔伯昆弟担任。承租人堪称小共同体的长老，必须占据上尉的位置。上尉的团队由他的佃户组成，他熟悉每一个士兵的面孔、姓名、亲戚、性格。中尉必须出自，他们为鹰羽而骄傲。侍从军容严整。世袭风笛手及其子弟组成乐队。人人都能立刻各就各位，军令畅通无阻。无论军阶高低，人人胜任愉快。他们一旦接触到文明秩序，就能迅速将丰富的组织资源变现。库尔德山民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帝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他们的武士团体产生了富有骑士精神的领袖萨拉丁。库尔德人和亚述人很容易接受帝国主义的课业，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虚荣而软弱的文明人却做不到”。麦考莱：《詹姆斯二世以后的英格兰史》 50 李泰国以客卿身份，为清廷购买军舰，但因为喜欢揽权，引起了恭亲王和军机处的疑心。清廷决定退回他买的军舰，以防兵权落入西人之手。 51 琅威理（Lang William M, 1843-1906），英国海军军官，接受李鸿章的聘请负责北洋海军的训练，后因与刘步蟾、李鸿章发生矛盾而辞职回国。1886年，琅威理随北洋海军出国访问，8月海军停靠日本长崎时，一些水兵和日本警民发生冲突。琅威理认为此时北洋海军实力远胜对手，力请对日本开战，被拒绝。 52 天津条约以后，袁世凯在朝鲜采取积极政策。朝鲜保守派开始向俄罗斯求援，维新派则向日本求援。大清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将朝鲜改为行省，日本只能鼓吹朝鲜脱离大清独立。美国出于同情弱者的一贯立场，站在日本一方。俄罗斯开始在巨文试探，企图在朝鲜半岛建立军事基地。英国不在乎弱者的独立，但忌惮俄罗斯的扩张，知道朝鲜无力保护自己，宁愿让北洋控制朝鲜，以免落入俄罗斯手中。李鸿章用北洋的贷款挽救了朝鲜的危机，用外交手段将俄罗斯赶出了朝鲜。英国人对此相当满意，直到甲午战争证明他无力保护朝鲜。这场战争证明只有日本才能在远东阻止俄国南下，打开了通向英日同盟的道路 。——参见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文海出版社，1980；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张晓刚、国宇：《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和甲午战争》，《武汉大学学报》，2014，67（6）：66-74；张丽：《甲午战争与俄国远东政策之选择》，《深圳大学学报》，2015（2）：151-159；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02）:63-85 53 《庚子大事记》记载了美占区绅民自发向美军送“万民伞”：“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同样的感谢，德军在威胁德占区居民照办时被拒绝：“广源执事（一家大银铺的经理）答言，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 54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亲戚。乔治五世的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与乔治五世的母亲是亲姐妹，威廉二世的母亲则是女王的大女儿。三人在家庭内部的昵称是乔吉、尼基和威利。 55 “san-scullottes”,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平民支持者及其代表的下层阶级，因为着直筒长裤不着套裤（丝绸及膝马裤）而得名，主张激进平等。 56 1853年2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沿城墙散步时，被一名匈牙利缝纫工匠用刀刺中颈部，皇帝受伤。 1881年3月13日，正准备签署法令、启动君主立宪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出行时遭到人民意志党人袭击，刺客投掷的第一枚炸弹炸伤了卫兵和车夫，亚历山大二世不顾左右劝阻，下车查看卫兵伤势，被第二枚炸弹炸断双腿，当日医治无效逝世。 1898年9月10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皇后（即著名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度假时，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锥子刺死。 1891年5月11日，俄国皇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日本访问时，于大津街头被一名仇俄的日本警察用刀砍伤。 57 马基雅维利本人抱有共和主义情感，但他的基本原则是现实主义的：由于人类邪恶的事实，美好的道德品德不是现实的选项，为了君主国和共同体的维系和持存，在必要的时候君主应该能做到在违背道德准则为恶时心无歉疚。在邪恶的世界中，结果可以辩白手段。 58 “在法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诗作之一，由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于1915年所写，因为诗中以染红战场的罂粟花（虞美人花）象征战事的惨烈，使该花成为英、加两国纪念一战阵亡将士的配花。 59 1914年8月4日（德国对法国宣战第二日），德国破坏1839年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4 路德军侵入比利时。到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八月四日午夜，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国宣战。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 60 列宁对德国人保证：“我签字确认：已向我宣布由普拉滕与德国大使馆商定的条件；我服从于旅行的领导者普拉滕；我已被告知来自……的消息，据此俄国临时政府警告说将对那些经过德国返回俄国的俄国国民以叛国罪进行起诉；我为我的旅行承担全部政治责任；普拉滕给予保证的旅行到圣迭戈牧人为止，1917.3.27（4.9）”姚海《俄国革命》第212页，《苏联史》第一卷。 1937年10月，鲁登道夫承认，他在1917年让列宁经德国回国时，根本不知道（大概也没有去注意）列宁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凯撒对此也茫然无知。《列宁的一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所谓“西松文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派往俄国搜集情报的私人代表、新闻记者埃德加·西松提供的一组文件，这组文件共68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经费之间的关系。文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企图“毁尸灭迹”，彻底消除德国经费的痕迹。比如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案卷宗中取出了德国帝国银行1917年3月2日关于转交资金给列宁等人用于“和平宣传”的7433号付款凭证；从斯德哥尔摩尼亚银行的账本抽出了根据德国帝国银行2754号指令开立的列宁和其他人的账户等；德国总参谋部侦察部门要求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一批对德和平的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托洛茨基未遵守关于停止在德国军队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承诺等。这批文件被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应。当时俄国列宁政权和德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就称“西松文件”为假文件，但《俄国革命》一书指出，近年有研究者指出，“文件基本上是真的，但显然因为追求政治轰动而被人重新编造加工过了”。 1921年，德国财政部副部长伯恩斯坦在《黑暗的历史》中提到，早在1917年12月，他就从一位权威人士那里得到了德国是否向列宁等人提供经费的肯定答复；1921年在德国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从德国政府得到了6000万马克”，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向他证实这是事实。这引起德国共产党人的抗议，于是他建议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结果被劝阻不再进一步调查。因为德国当局并不希望让世人知道，“德国除了对战争负有责任之外，也应对布尔什维克掌权承担责任”。 1993年公布的俄共特别档案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最受信任的”间谍卡尔·穆尔的关系。卡尔·穆尔是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伯尔尼长达30年的生活中，给流亡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提供了大量帮助，与布尔什维克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也把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况报告在瑞士的德国外交官，另外他也是奥地利间谍。俄国二月革命后，他参与了列宁过境德国的组织工作，还提供了经费。1917年，他被派往斯德哥尔摩，作为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中间人，多次转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外国局数以万计的经费。此人，1918年是列宁对德和谈的顾问，1919年凡尔赛谈判期间有作为“俄国问题专家”为德国外交官提供咨询。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要求归还1917年借给布尔什维克的钱。1922年，列宁和穆尔的中间人加涅茨基曾经给列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哥尔布诺夫告诉我，您主张把钱还给穆尔。无论如何，必须同老头子了结此事。”俄共特别档案保存一份1925年11月的“关于卡尔·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证明”，说“沃罗夫斯基同志和加涅茨基同志向穆尔要求得到借款，他们明确称之为借款，承诺将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归还给他。列宁知道此事并很感谢穆尔”。后来经历曲折和长期等待后，穆尔得到了这笔钱。 彼得格勒保安局首脑戈洛巴乔夫指出：“他们组织的资金财产有限，在接受德国资助的情况下，这一块（指合法收入）未必有什么地位。”姚海《俄国革命》第225页，《苏联史》第一卷。 近年有史学著作指出，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武装——赤卫队，队员津贴是用德国经费和德国印制的10卢布面值的假钞发放的。 姚海《俄国革命》第226页，《苏联史》第一卷 61 德国对伊斯兰世界的革命外交，费舍尔《争雄世界》有具体记载。 62 孙文依靠德国秘密赠送的一笔款项，动员海军总长程璧光及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另设非常国会，组建分裂民国的军政府。对于接受德款一事，孙文曾矢口否认。他在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中写道：“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在我目前的运动中，我仅仅是为下述愿望所激励：在中国恢复约法政府，并给我们的同胞以民主政体的福祉。”然而，他收钱的情况当时就被自己的同志冯自由记载下来，事后更被德国档案印证。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民六（1917年）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中山）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曹）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资助百万。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甚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229页 德国驻中华民国公使Paul von Hintze记载：“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我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 德国驻上海的前任领事Hubert Knipping记载：“德国公使辛慈阁下在离开中国之际，3月末在上海对我下达了指示：直接联络南方激进派国民党的领袖孙逸仙博士。为了推翻段祺瑞政府及其内阁，我们愿意提供孙博士2 000万美金的援助。”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官Hans Schirmer记载：“曹亚伯到上海之后，很快安排了舍默尔与孙逸仙博士的会谈。会谈就一些政治性目的达成了一致。孙逸仙有意推翻段祺瑞政府，而且也认为这是可行的。他要求德国为军队提供2000万美金的援助。”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P.S.Heintzlman记载：“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Fass，Josef：《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载《东方档案》第35 期(1967)第115—120 页引用了德国记载此事的档案。 据台北李国祁教授的研究，德国给孙文的数目为两百万马克，但孙实际上只收到了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可能被经手人中饱私囊或德国另送他人了。 李国祁：《在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一文中，刊《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４期（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第317-342页。 一说是两百万元，一说是一百五十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63 20世纪以来，法国迅速向摩洛哥扩张势力。1904年4月英法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侵犯了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1905年2月，法国要求摩洛哥苏丹在法国监督下进行“改革”，企图使摩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访摩洛哥南部重要港口丹吉尔时宣称将会保护摩洛哥的独立及其领土的完整，使其与法国关系变得紧张。1911年5月21日，摩洛哥发生反苏丹的部落起义，法国借机派兵攻占其首都非斯。德国则要求法国割让部分给非洲作为补偿，并于该年的7月1日，以保护本国商人为借口，出动炮舰“豹”号驶至摩洛哥的港口阿加迪尔，战争一触即发，这次行动被史家称为“豹的跳跃”。英国因担心德国挑战其海上霸权而支持法国，态度强硬。德国被迫退让，与法国在该年11月4日达成协议，以一部分给刚果为代价，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1912年3月30日，《非斯条约》在摩洛哥的非斯城签订，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德放弃摩洛哥的主权，摩洛哥沦为法国的被保护国。 64 光绪戊申，南皮管理学部，其时尚书为荣庆，字华卿，某日在学部置酒席宴南皮，华卿逢迎之曰：“三儒从祀文庙，闻外间亦将以曾文正公请矣。”谓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出南皮所请也。不意南皮作色曰：“曾国藩亦将入文庙乎？吾以为将从祀武庙。”坐间愕然。南皮曰：“天津教案，曾国藩至戮十六人以悦法人。是时德兵已入巴黎，曾国藩尚如此，岂非须祀武庙乎？” 黄濬：《花随人聖庵摭憶•一四六、张南皮喜谤前辈》，中华书局2013年8月第1版，第278页。 65 一个魔法师学徒趁老巫师不在，自作聪明展现自己的魔力，但他只知道魔法开始的咒语却不知道该如何结束它，结果导致水漫金山，最后还是老巫师回来收拾了残局。见钱春绮译《歌德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66 日本虽然通过日清战争排除了清朝对朝鲜的支配，但另一个课题是如何阻止俄国南下。作为对策，日俄协调论与日英同盟论产生对立。日俄协调论主张日本承认俄国对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支配权，作为交换，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权，即所谓“满韩交换论”。伊藤博文、井上馨、陆奥宗光等人执这种观点。山县有朋、小村寿太郎、桂太郎等人则执日英同盟论，主张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俄国。当时英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与俄国对峙，而日英间基本没有利害冲突。最终日俄协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英则于1902年1月30日签署了日英同盟协约。国民对日本能与世界最强国结为同盟感到惊喜万分。 67 1899年5月，山县有朋首相反对泛亚主义浪漫派的“中日提携”路线：“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在清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 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251-253页。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英俄大博弈最激烈的时刻，英日合作和日俄合作是此消则彼长的关系。英日合作意味着日本出兵亚洲大陆，解除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南下的担忧。英日一旦合作，俄罗斯和日本就会自动进入短兵相接的位置。参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三四○号文书，第351页；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9页；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五八三号文书，第551页 狭间直树《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称：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叫“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泛亚主义在明治初年声势极大，早年的福泽谕吉都受其影响。他对大清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不满，才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理论。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成员包括何如璋、黎庶昌、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1883年1月20日，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议员包括：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岛柳北等二十四名。会员包括：曽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和王韬。协会宗旨强调日中“协”好，倡导“日中提携”。与以前不同的是“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成员包括：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康有为和梁启超。泛亚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如果大清不争气，日本的鼓吹者就会在国内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从甲午到庚子，许多原先的泛亚主义者大失所望。英日同盟巩固后，只有甘作在野党和理想主义者的人士才能坚持泛亚主义立场。曾根俊虎、头山满和宫崎滔天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哺育了孙文和宋教仁的革命事业。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欧洲列强对泛亚主义颇为忌惮，担心日本和大清结盟，庚子拳乱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将日本进一步推向国际协调主义。参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416页、第428-432页。 英国需要英日联盟的理由，主要就是需要维护国际秩序的远东代理人。参见邵永灵、王琛：《远东危机与“光荣孤立”的困境(1900-1901)》，《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宪政本党创始人大隈重信主张配合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条约体系的框架内实现中日提携和利益共享。参见《大隈伯爵的对清善后策》，(日)《大阪朝日新闻》1900年7月1日第2版。 政友会的林包明则认为日本已经处在入主中原的有利地位，没有必要维护条约体系：“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疾远非他国可比，况且开拓新殖民地常须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倍，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主人。”林包明：《远东论策》(下)，(日)《政友》第17号，1902年2月10日。 68 日本既想以黄皮肤的欧洲人自居，加入列强俱乐部；又想以东洋领袖自居，主导近水楼台的东亚大陆。这两条路线从长远看来不能兼容，从短期看来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将决断推给未来。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的暧昧，导致她在以后的节点陷入内部分裂和路线斗争。参见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列国协同之必要性》，(日)《国民新闻》1900年6月13日第1版。 69 1904年英国和法国签订友好协约，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参看基辛格：《大外交》第七章，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85页 70 1900年，兰斯多恩继任外交大臣以后，设想与德国合作，但逐渐认识到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后来的外交大臣格雷也一直为缓和与德国因海军竞赛而紧张的关系做努力，并想方设法与德国采取某种合作。直至1912年英国政府还派遣陆军大臣霍尔丹前往德国商谈海军和殖民地问题。 71 George F. Kennan: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ntheon Books; 1st edition (1984) 72 长平之战。意指总体战模式。 73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东京：弘隆书林，1980，第78-80页；初濑龙平：《传统右翼内田良平之研究》，福冈：九州大学出版社，1980，第59页 74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美关系摩擦不断。1907年至1908年，为了拉拢美国，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袁世凯进行了“清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1906年，威廉二世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清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袁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以后，于1908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清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试图把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任务。然而日本情报人员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这一计划。待唐绍仪率领的代表团于12月1日抵达美国时，日本已于11月与美国达成了新的协议，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于11月去世。美国政府不愿对唐绍仪过分热情，“清美德同盟”因此迅速降温。 75 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是革命外交的先驱。曾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回忆说：“他（袁世凯）说：‘我已筹画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88页 76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 338-340页； 栗园健:《对满蒙政策史之一面》，东京.原书房，1966，第 142-144 页 77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首相全力推行均势外交（尤其是压制法国），为19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在滑铁卢战役击败了拿破仑。他们都是遏制欧陆霸权的功臣。 78 “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戴季陶：《日本论》第18节《桂太郎》，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79 久原信之助（1869-1937），实业家、政治活动家，资助过孙文的反袁活动，支持过二二六事变，战后提出“亚细亚合众国论”，晚年曾访华，受到毛的接见。 80 小矶国昭（1880-1950），泛亚主义者，历任陆军省整备局长、军务局长、陆军次官、关东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拓务大臣、朝鲜总督、首相等职。1944年秋对重庆展开和平工作，遭到陆、海、外三相反对，于1945年4月辞职。1950年病死于狱中。 81 后藤隆之助（1888-1984），昭和研究会的创立者，大政翼賛会组织局长，近卫文麿的好友，在近卫文麿三次组阁及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主张中日提携、脱离欧美羁绊、防苏防共的“协同主义”，希望通过充分释放善意，帮助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化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晚年曾率民间友好团体访华。 82 1904年4月英法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83 1907年，在中亚长期博弈的英俄达成协定，将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 84 法皇拿破仑三世扶植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建立墨西哥帝国。 85 胡亚雷斯（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 1806-1872），四度当选墨西哥总统，先后颁布《胡亚雷斯法》、《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1862年领导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推翻马克西米利安政权。 86 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墨西哥独裁者，革命制度党创始人，无神论者。1924-1928年任总统，1928年至1934年在幕后垂帘听政。他执行反帝、土改政策，还严厉执行反天主教运动，激发了民间大规模捍卫宗教的反抗。1936年被自己的学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流放。 87 新陈代谢即身体内部的新成分取代旧成分，但外形不变。欧洲各国从外形上看仍然存在，但内部的人民主权成分不断增加，压倒了君主和贵族的成分。混合宪制的新陈代谢导致民族国家取代等级国家。民族国家取代等级国家，导致国际体系的回旋余地减少。回旋余地减少，导致两次大战和欧洲衰落。 88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第602页 89 安东尼拉·萨洛莫尼：《列宁与俄国革命》，三联书店，2006，第37-38页 90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部，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第329-331页 91 克伦斯基（Alexander Fy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李沃夫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李沃夫垮台后出任总理，拒绝让俄国退出一战（当时军心涣散，俄国士兵普遍希望逃离战场，布尔什维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被布尔什维克推翻后流亡海外。 92 同前注。 93 见本册注释60。 94 社会革命党在1902年由若干分散的旧民粹派小组和团体初步联合而成，1905年12月正式宣告成立。首领是B.M.切尔诺夫等。该党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前提把土地变为全民的财产并交给农民平均使用，在策略上继承民粹派的个人恐怖手段。 95 俄国地方自治机构产生于废除农奴制不久的1864年，但一直受到重重束缚。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迅速发展，基层机构遍及全俄，一度成为临时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原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局联合委员会主席李沃夫成为前两届临时政府总理。 96 大俄罗斯主义者留恋沙俄疆域，认为俄罗斯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拒绝容许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 97 米留科夫（Pavel Nikolayevich Milyukov, 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二月革命后短暂地担任了两个月外交部长。参与策划科尔尼洛夫事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逐渐把精力转向历史撰述。 98 科尔尼洛夫（Lavr Georgiyevich Kornilov, 1870-1918）俄国将领。一战中表现突出，一时成为英雄人物，得到快速提拔。 1917年7月17日，布尔什维克操纵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上街游行，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试图夺取政权。这一次暴动被临时政府镇压下去。随后，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要求授权他以一切手段恢复秩序。9月2日，他被克伦斯基撤职关押。9月7日，他的支持者骑兵第三军向彼得格勒推进，同时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克伦斯基手下无兵可用，只得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布尔什维克势力快速扩张。科尔尼洛夫被放出后南下顿河流域，坚持与红军作战，1918年4月战死，红军将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99 邓尼金（Anton Ivanovich Denikin, 1872-1947，俄国将军，科尔尼洛夫的战友，十月革命后在北高加索组织志愿军对红军作战，一度几乎攻占莫斯科，但功败垂成。1920年率残部逃往克里米亚，然后流亡国外。 2005年10月，邓尼金以爱国将领的身份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 100 秦晖：《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失败》，载《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 101 里加为拉脱维亚首都。1918年11月18日，在经历了700多年的外国统治之后，拉脱维亚成功独立。 102 顿河地区哥萨克军的新首领彼得-克拉斯诺夫组织了大规模抵抗，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与邓尼金联合，控制了从德占区到伏尔加河的大部分地区。 103 《亚洲的觉醒》：“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载于1913年5月7日《真理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