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1848-1903）是同治朝清流党的真正领袖，早期表现无愧于古之大臣，当然也有赖于慈禧-恭亲王政府的开明姿态。他打击腐败，裁抑太监，抵制慈禧本人对司法的干涉，赢得了士大夫集团的一致好评（时人形容张佩纶“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被他弹劾者朝内上至尚书、枢臣，朝外则有总督、巡抚，三品以上大员就有21人，三品以下者不胜枚举。对被他弹劾的人，慈禧往往并不深查即罪之，所以张佩纶言论更加锋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甚至连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这些都是清流-舆论领袖的传统领域，他的打击对象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也继承了宋明儒生不切实际的坏毛病，喜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外交和军事问题妄下雌黄。按照他的意思，只要肃清了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和不负责任现象，天朝就能轻易凌驾于蛮夷之上，李鸿章的委曲求全根本没有必要。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这种理论纯属“无知者无畏”的体现。在儒家教育体系内，张佩纶是当之无愧的优等生。从西学的角度看，他连半野蛮人的资格都没有。
李鸿章号称“开目而卧”，也就是求贤若渴的意思，宰相肚里确实能撑船。他非但没有打击报复，反而延揽张佩纶加入他的班底，暗示要将北洋的事业传给他，甚至将女儿许配给他。这时，大清和法兰西为越南开战。张佩纶口衔天宪，兴奋地赶到福州船政局，准备大显身手，结果全军覆没（1884年8月23日，马尾港内11艘清朝军舰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被击沉9艘。战前想出了在岸上插许多旌旗以虚张声势、用火船攻击敌舰等“战术”的张佩纶仓皇逃窜）。当时的形势其实是，根本没有可能在沿海胜利。刘铭传式的战略——放弃敌军炮火射程内的港口，将主力撤退到内地安全区域，等待敌军深入时伏击，争取若干局部胜利——已经是形势允许的最佳策略了。张佩纶如果愿意如法炮制，大概可以减少损失，但他心高气傲，无论如何不会采取这种做法。所以他对全军覆没负有责任，对战败却没有什么责任。但他的致命伤是：他到处宣扬好战的理论，谴责别人胆小怕事，结果自己打出这种结果，令人格外不能忍受。结果，他的仕途就此完结。
孽海花》将下面两首诗放在张佩纶未来的妻子名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 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 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部小说包含的可靠材料，比许多自称的历史著作更多，但这两首诗的可靠性似乎很成问题。以李鸿章本人及其门客的水准，他的女儿应该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她尤其不可能主动赏识张佩纶，那是非常没有家教的举动，只适合江湖人物。他父亲赏识张佩纶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可以传为美谈的高风亮节。
张佩纶的性格非常典型，科举时代的优等生多半这样。他们聪明博学，但对社会懵懵懂懂，既骄傲又敏感，成功就目空一切，失败就心灰意懒，分析问题时头头是道，解决问题时一曝十寒，做文学家比做官更合适，却免不了做官和失败。最后战胜他们的人物往往属于袁世凯的类型，比较迟钝愚蠢，但有更多的耐性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