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人】在产生湘军的那个集团中，未必能超过罗泽南【1807－1856，理学家，湘军基本营制的创立者，所练湘勇为湘军的原始班底。“曾文正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錱（罗泽南弟子）”。咸丰六年战死于武昌城外】和江忠源【1812－1854，楚勇的创立者。“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湘军组建之初，随江忠源的楚勇学习战守，“始得历练战事”。咸丰三年庐州战败后投水而死】，但战争淘汰到最后，特别是胡林翼【1812-1861，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且善于“驱策群材”，“规画动关军事全局”。曾国藩自言“润芝（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咸丰十一年病死】去世后，众望所归的人物就只有他了。他自认才略不及江、胡，甚至不及左、李，因此坚持要塞防御、以静制动的原则，避免冒险进攻和大规模机动作战。后者恰好是石达开和陈玉成的用兵特色，也是流寇战争的传统优势。湘军的特色是先结寨，击退敌人进攻，然后向敌人纵深结新寨，如此周而复始，一直推进到金陵城下。无论苏杭如何告急，朝廷如何催促，他绝不分兵援助。他在战役上败多胜少，然而战略优势却能不断扩大，履行了《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理。他能够执行相对独立的战略，关键在于湘军是一支自筹经费的民兵，因而朝廷无法具体地管理。
民兵组织仅仅因为贯彻儒家价值观，才必须忠于朝廷，但在人事权力的层面，南方士大夫已经严重地侵夺了皇权。曾国藩知道朝廷的猜忌不可避免，攻陷金陵以后，迅速解散了湘军。然而，战争尚未结束。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效仿这种做法，通过半私人的途径筹款练兵。这些军队接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不如湘军，财政渠道更加五花八门，地方筹款和外国银行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东南互保和民初军绅政权才能成为现实。曾国藩爱惜羽毛，不愿卷入后辈的游戏。他知道游戏的结局就是朝廷的毁灭，不想让自己承担责任【曾的亲信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暮年常言“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朝廷）之陨”】。
天津教案【1870年6月20日，怀疑外国育婴堂诱拐孩童炼制药材的民众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并强奸、虐杀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结束了曾国藩的政治生涯【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委任处理教案。他调查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并派大臣出使法国道歉。一时间曾被国内舆论指为卖国贼，朝廷派李鸿章接替他】。他不愿为洋务而损害清誉，宁愿将衣钵交给不顾毁誉的李鸿章。他的外交方略就是坚持忠信之道，就事论事地处理一切问题，不搞机会主义的冒险行动【曾李交接时，曾对李说：“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无论是不是阴差阳错，这种策略恰好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张之洞后来责备他为什么不能利用普法战争的机会要挟法国，其实当时他并不知道欧洲的战争消息。即使他知道，也无法利用，因为普鲁士政府早已指示公使，在东方坚持欧洲列强一致的原则。结果，他采取的尽快结案政策反倒成了最佳策略，但他的初衷不是功利，而是对儒家原则的普世性抱有信心。
曾国藩其貌不扬，身体不好，才智也不是最上乘，但他毅力过人，勤奋过人，以拙胜巧。他即使修身也是用笨办法，下苦功夫，结果变成了某种通俗的励志模范，吸引了许多并不赞同他观念的人。无论从学术还是事功的角度看，他都是大清儒臣和忠臣的楷模，无愧文正之谥。然而，他的两项主要工作也是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他的民兵制度奠定了民国军绅政权的基石。他挖掘和复活了王船山的遗书【明亡后王夫之坚持不剃发，隐居著书，身后著作流传不广，且有多种遭清廷查禁。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出资汇刊《船山遗书》，王的大部分著作得以广泛流传】，播下了反清运动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