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体系的修正主义者——雷海宗

英国经验主义能够支持没有明确边界的演化模式，德国先验论只能支持一个边界保护之下的子系统。雷海宗终生没有走出德国哲学的藩篱，主要是为现实关怀所误。他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和个人生活，全都投入了发明中国的悲惨事业，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县人）成长的小环境有点像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区，父亲雷鸣夏是河北的圣公会牧师。他们生于认同错乱，死于认同错乱。阿拉伯人原来只有血缘和教派的认同，没有民族的认同。阿拉伯基督徒因为教派的关系，变成了阿拉伯人输入西方文明的媒介。他们输入的西方新文化，首先就是十九世纪的民族发明学。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全是黎巴嫩基督徒。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臣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阿拉伯民族或土耳其民族。阿拉伯民族认同一旦在大叙利亚和埃及站稳脚跟，最初的民族发明家就变成了最适当的“他者”。既然伊斯兰性构成阿拉伯民族认同的最便利标志，基督教少数派自然就从教派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国族时代的“敌我矛盾”。黎巴嫩后来的厄运，大半都要归咎于作法自毙的民族发明家。

基督教社区在韩半岛、台湾岛和东亚大陆的所有地方都是极少数，但他们在远东共同体建构当中发挥的作用并不逊于近东的同行。他们比异教徒邻居更重视教育和公益，雷海宗最初读书就离不开教会的资助。西方近世以来出现每一种共同体理论，都是由他们引进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构建，尤其神似阿拉伯民族主义。你如果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成“贝鲁特美国大学”，就可以将易卜拉欣·雷无缝插入《阿拉伯近世名人传》。

雷海宗在清华获得留学公费以后，在美国各地游荡了几个月。他最初的选择并非历史，地点也不是芝加哥大学。^①他的导师詹姆斯·汤普逊^②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经济史》的作者，跟雷海宗的唯心主义路线一点都不合拍。他的论文以杜尔戈^③为题材，几乎纯属资料的堆积，跟他后来的作品判若两人。同学说他是“今之古人”，因为他整天埋头读书，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这些迹象暗示，他可能天生属于“科举型”人格。这种人高度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具备母牛一样淡漠的性格和无穷的耐心，特别适合吃考试饭，做学生－公务员或学生－教师。专业对他们并不重要，只要生活以考试为中心就足够了。他们很可能除了考试以外，什么都不会。真正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在知识分子的生涯当中，智力是最不重要的加分因素，甚至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智力和好奇心的正相关性极强，好奇心和淡漠的负相关性极强，因此智力出众的学生不见得是优等生，反而很可能像爱迪生一样，在学校以调皮捣蛋著称。你只要在任何问题上反反复复地磨，总有一天会发现，大多数耐心不够的同伴都已经忍无可忍了，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这时你再想拒绝知识分子的头衔，已经不可能了。

雷海宗证明他能够应付科举型生活的任务，但外面的任务和内心的思想并不相关。甚至仅仅作为资料，早年的积累也不是最重要的。他选修的哲学课程，反而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兴趣。历史哲学属于哲学，历史学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的历史是哲学的定语，历史学的历史是文学的定语。他发现自己关心的问题过于广泛，不是中世纪或重农学派所能容纳的，终于由历史转入哲学。他最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学位，其实是哲学博士。他后半生虽然以历史为业，对狭义的历史研究却没有多少敬意，甚至称之为精神上的残疾。

假定某人为考据专家，对某科的某一部分都能详述原委，作一篇考证文字，足注能超出正文两三倍；但对今日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面完全隔阂，或只有幼稚的观感，对今日科学界的大概情形一概不知，对于历史文化的整个发展丝毫不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只能称为考据匠，若恭维一句，也不过是“专家”而已。又如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一个人，可被社会崇拜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他的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

再进一步。今日学术的专门化，并不限于科门之间，一科之内往往又分化为许多的细目，各有专家。例如一个普通所谓历史专家，必须为经济史专家，或汉史专家，甚或某一时代的经济史专家，或汉代某一小段的专家。太专之后，不只对史学以外的学问不感兴味，即对所专以外的史学部分也渐疏远，甚至不能了解。此种人或可称为历史专家，但不能算为历史家。片段的研究无论如何重要，对历史若真欲明了，却非注意全局不可。

今日学术界所忘记的，就是一个人除作专家外，也要作“人”，并且必须作“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我们时常见到喜欢说话的专家，会发出非常幼稚的议论。这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专家，而不是通人，一离本门，立刻就要迷路。他们对于所专的科目在全部学术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专的范围外，若一发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地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抗战期间，各部门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才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做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其难真是有如登天。今日各种的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做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时会也可谓空前；生今之世，而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专家与通人》，最初发表于1940年2月4日《大公报》重庆版）

雷海宗回国以后，在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他将历史哲学和历史发明学结合起来，用德国唯心主义支持东亚的历史发明，产生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历史形态和例证》。他依靠斯宾格勒的框架，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斯宾格勒体系的修正主义，其实更为重要。斯宾格勒体系以文明为基本单元，从不认为民族国家和文明可以重叠，在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欧洲）文明－东亚（中国）文明之间，建立了以下的对应关系：

雷海宗从周到秦，基本遵循斯宾格勒的体系，但所谓中国文明第二期（五胡乱华相当于日耳曼蛮族）和第三期展望（抗战建国），就是他个人的独创了。他如果坚持五胡乱华和日耳曼入侵的形态学一致性，就必须否定“中国”的连续性。秦汉帝国对应早期罗马帝国，魏晋帝国对应晚期罗马帝国。隋唐和秦汉的关系，也就相当于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的关系。雷海宗出于民族发明学的需要，一定要把秦汉说成第一中国，把隋唐说成第二中国，其实是非常反斯宾格勒的。第三中国纯粹是以（重启文明的）希望代替现实，唯一的依据就是抗战征兵制，然而习惯于募兵制（解除武装）的东亚社会痛恨国民党，主要就是因为此事。

雷海宗对发明中国的执念，使他无法根据文化形态学的原理，分析东亚的蛮族入侵。日耳曼人的蛮族－封建阶段，比希腊罗马长得多。五胡－鲜卑从部落到封建、从封建到郡县的速度，却比周人快得多。辽－金－元的速度，又比五胡－鲜卑快得多。满洲的发展，犹如辽－金－元的压缩和快进。只有打破一个中国和王朝循环的幻觉，才能揭示历史运动的内在脉络，然而出于发明中国的需要，这些幻觉是万万不能打破的。

内亚蛮族对伊朗和两河垂死文明的入侵，提供了部落－封建－郡县演化的更多模式。一神教以两河为中心向外渗透，以不同比例和方式掺杂多神教成分，使得历史形态更加复杂。斯宾格勒的经典模式，与其说像整个演化场的描绘，不如说更像演化场内的一个子系统。子系统在环境友好的条件下，能够循序渐进地穷尽内在可能性；在不友好的环境当中，也会出现各种扭曲或中断。英国经验主义能够支持没有明确边界的演化模式，德国先验论只能支持一个边界保护之下的子系统。

雷海宗终生没有走出德国哲学的藩篱，主要是为现实关怀所误。他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和个人生活，全都投入了发明中国的悲惨事业，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雷海宗先生（字伯伦）……年来热心党务，长于文史，参加《当代评论》编辑委员会，参加属部总理诞辰纪念会，学术讲演会，名德硕望，影响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姚从吾1942年至1943年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雷海宗不仅成了国民党的党员，且还担任了该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分部委员。“第三期文明”证明纯属泡沫。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比谁都更不像蛮族武士和贵族骑士，将他送进了供惨档的手中。

雷海宗以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显然属于特别反动的类型，然而在供惨档眼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动派。他虽然不出所料地倒霉，却并不比其他不那么反动的同侪更倒霉多少。他理所当然地做了右派，居然还能摘帽，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并不坚持说自己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许多货真价实的左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摘不了帽，主要是因为他们非要说自己的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等于暗示组织不该把他们划成右派，而组织怎么肯承认自己错了呢？而且，雷海宗夹带私货的本领比大多数同侪强。他一面宣称接受马克思主义，一面通过《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给斯宾格勒派对蛮族的热爱，包裹了一层唯物主义的糖衣。读者如果完全不了解施派的风格，大概会觉得怪怪的，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他的一位弟子吴于廑学会了这种包装技术，却很少到处声张。他的另一位弟子何炳棣喜欢宣扬老师的伟大，其实却没有走历史形态学的路线。

形态学的技术和考据学的技术南辕北辙，没有几个人能身兼二任。雷海宗这一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对考据匠人不屑一顾。不屑和不会在主观上差别甚大，在客观上几乎没有差别。何炳棣强调雷海宗考证武王灭纣的准确性，说“高本汉的年代”完全可以称为“雷海宗的年代”，但雷海宗考据错误的地方，他就不提了。现在的学究普遍走微观路线，对雷海宗的赞美，基本上属于社交类，一般是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看懂，雷海宗到底想说什么。他们能够看懂的部分，其实是雷海宗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的考据，但是他们在这些地方，又不敢说出真心话。最近三十年的风气是：如果老知识分子长期遭到组织迫害，年轻知识分子就不好说他的坏话。学术路线的分歧事小，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事大。雷海宗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非要反动不可，最好是反动得更彻底一些，这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吃亏的相对程度都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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